专访王赓武：当百年中共遇上新加坡

导言：中国时下正面临着巨大的内部问题时，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日益加深，也让中国正与世界发生不可逆转的融合，去年南海仲裁案几乎一度将中国放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即使如一贯中立的新加坡似乎也对北京在南海问题上的处理方式颇有微词。虽然南海问题最终峰回路转，但这波转折也提醒中国，已到了亟需摸索出一套更为成熟的对外往来方法之时候了。

这时，面对中共和中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经历转型，年轻而有活力的新加坡是否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当中国带着庞大体量走向世界，又会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以一位史学家的视角，向多维新闻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多维：外界一般认为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取得了两个最大的成绩。一个是对内的部分，以王岐山为首的中纪委大力反腐，起到整治官场的作用。但是中国已经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运动性反腐，而这种运动性反腐的结果，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官员“为官不为”。新加坡一直奉行高薪养廉的制度，您是否认为新加坡在这一点上是否对中共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从对外的部分来讲，习近平的外交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但我们知道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各国对于习近平这样的战略，以及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存在一定的摇摆性。这个摇摆性是否存在一些历史的原因？将来的情况又会如何改变？

在我看来您提的是两个问题，也需要以两种方式来回答。

我认为中国的内部问题与新加坡的情况并没有太多的可比性。新加坡毕竟是一个小国，有着与中国相去甚远的历史传承。中国悠久的历史带给了它巨大的优势，但这同时也伴随着明显的劣势以及沉重的负担。这些都是人们所需要接受的。

新加坡却没有这些负担。新加坡原本是不应该独立建国的，它本应是大英帝国下一个凭空建设起来的殖民地港口城市，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大英帝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便捷。所以，在五口通商，香港成为新的殖民地以后，新加坡的这个使命就已经被分担了不少，而后来上海的兴盛更是令新加坡相形见绌，其使命也有所改变。

毋庸置疑，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海洋帝国贸易网络之中的一部分。然而，在新加坡临近独立之时，各种族群、宗教、文化、语言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以至于当马来西亚不再想要新加坡，新加坡在联合邦内也待得不舒服，新加坡才因此宣布独立。作为亲身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我必须说，51年前新加坡独立的结果令所有人都为之咋舌。

被赶出联合邦的新加坡并没有多少选择。当时的新加坡与大英帝国命运相连，在经济、文化、种族层面上都与马来西亚紧紧捆绑。新加坡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工业，人口也不过刚过百万，又是多民族混杂，可见彼时新加坡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国家政权”、一套不列颠传统下的政府体系，以及一班受过英式教育的领导人。为了把“国家”载入正轨，他们所能做的即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东西。

鉴于此，彼时的新加坡确实需要一个拥有长期发展愿景的政治领导群体。在这一点上，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相信“只有人民行动党才能拯救新加坡”。直到今天，人民行动党都是这么看待自己的：正是它带领新加坡从既没钱又没资源的地步发展到今天；若没有该党的领导，新加坡就不会有团结一致的愿景、计划、志向与努力。

然而，当时的新加坡虽已然成为了一个独立政体，它尚未是个“民族国家”，它所拥有的仅为一套现成的殖民地法律、政府架构、以及国际上的关系网。所以，新加坡当时的领导层若要利用所有可用的资源和帮助，就需要新加坡作好一个优质的港口、拥有一套健全的法律、以及一个令腐败情况最小化的体制。在这个基础上，新加坡才能够很好地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等英文国家挂钩。

有另一件对新加坡影响巨大的事件时常被人忽略，即新加坡建国短短几周之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Sukarno）就倒台了。这对于新加坡往后的成功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假使苏卡诺没有被推翻的话，整个周边地区的不稳定性都将持续下去。不同于长期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为敌的苏卡诺，苏哈托（Suharto）上台以后就立刻转向了西方阵营，并与中国决裂。而在苏哈托掌权的30多年里，整个马来群岛地区在冷战过程中都站在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边，这才出现了东盟各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方向上得以长期保持一致的可能。

换言之，是由于新加坡在这种格局中作出了选择，才顿时获取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空间以发展工业、改进自己的港口并加固自己在此政治网络中的作用。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也同时逐渐对这个网络产生更大的依赖性，可见这份历史对新加坡的存亡与取向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可以说人民行动党也并没有创造出新加坡之一切，他们只是尽力且很好地利用了手中所继承下来的所有资源。

但与此同时，新加坡领导人们其实也很明智地主动选择与中国保持贸易的关系--他们认为新加坡华商人口之大为一种他国所无法具备的优势--可见这个经济层面上转向中国的判断，乃新加坡领导人们的另一大政治判断。他们创造了一个时至今日仍在运行的安排，也即是经济上转向中国的新加坡，政治上却保持与西方国家之间亲密度的安排。

如今，这种安排或许会显得奇怪，但我们必须记得新加坡本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这是因为，除了一些政治与战略上的作用以及它固有的庞大华人人口以外，新加坡基本上毫无其他任何的优势。因此，早在新中建交以前，两国之间便有了经济上的往来。当邓小平对新加坡进行访问，他也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更加紧密合作的可能而已，使得这层正面健康的关系在建交之后得以更进一步的加深。

或许有人会认为在一个中国日益强大的世界格局中，新加坡的这种政治经济安排也有待改变。但仍有太多因素对于新加坡而言是不可确定的。作为一个华人为其人口大多数的政治主体，身处于一个相较起来非常不稳定的马来世界的这一事实必将引起各种担忧，可见新加坡领导人们的政治经济安排同时是为了面对这些迫切的种种矛盾，好让新加坡能够依赖于其几个邻居以解决国际上的其他问题。

换言之，这也能解释为何在当今之世，新加坡虽然只为弹丸之地，却必须有策略地选择和中国一样与全世界紧密相连。这一方面既是为了体现联合国所坚持的“国与国之间平等”的信条，也是由于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这个选择是它赖以生存的根基--与大国不同，新加坡必须与大家做朋友，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中国实在太大了，它有着太多新加坡人所无法想象的规模与问题。所以新加坡人对于中国内部的情况不甚了解、对个别问题持有不同意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与过去两千多年的情况一样，中国目前仍面临着很多源自于其大陆上的地缘政治挑战，比如邻国关系。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已经无可避免地卷入到一个源自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海洋经济格局之中，使大洋对于中国而言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可是，当下的中国却并不拥有大洋的掌控权，其海洋利益并没有受到足够的保护。

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就可以理解。诚然，建立一个海军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会主动去侵犯他国，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去思考问题，这也就有需中国更好地说明自己的立场，告诉外界中国与其他国家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这其实是个很难的任务，需要明智的外交方法、换位思考的敏锐度、以及感同身受的理解能力。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东南亚所有国家与中国相比都只能是小国，而小国在面对大国的言行举止时就会本能地产生焦虑和敏感，这同样也不难理解。

中国和美国等其他大国一样，所关注的范畴里往往都没有太多小国的空间，时常因忽略或不重视小国而干犯到后者的利益和诉求，正如近来美国干犯到菲律宾一样。当然，这种状况在历史中是个正常的现象，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在其巅峰时代也曾无视过所有国家的诉求。所以当国家国力日盛，这种傲慢其实很难避免。但是在睿智领导人的带领之下，在优秀外交官的处理过程中，大国确实是可以避免因傲慢而触犯小国的情况的。

我认为习近平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异常优秀。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他都以礼相待。作为一个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从未有过外交经验的人，习近平这4年来的表现堪称典范。这也证明了只要持之以恒、相互了解、掌握适宜的方式，那么大国和小国之间确实是可以平等相待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一视同仁”。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他国是个很好的传统，但我们同时也需明白，“平等”不同于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每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需要铭记各国都具备自己的独特性。中国在几百年前便深知这个道理。早在明朝的朝贡体系下，当时朱家王朝的礼部和理藩部门对于各国的宗教、饮食、习俗、偏好等细节都有着详细的记载。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认为这对今天也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然而今非昔比，公众舆论、公民参与、电子通讯、大众媒体等因素的掺入，令所有人都参与到国与国的关系之中，这些人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情况的熟悉程度参差不齐。那么，决策者在面对其他国家甚至是自己本土的这些声音时，又该如何做决定呢？另一方面，本国政府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些声音所影响？

须知，很多这些技术对于亚洲而言都是全新的。而以新加坡为例，网络博客和社会舆论对新加坡政府的评价确实有时可以偏颇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与此同时，每个政府诚然都具备一套应对国内舆论的方法，但是它们对于外国政府及其人民的社会舆论却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说，当部分中国网民以极端的言论指责新加坡时，中国的执政官员会不会受到影响？新加坡人民及其政府又该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个现象等等，都是棘手的问题。

需要明白的是，亚洲各国当下已存在许多全新且后果尚未可确定的政治条件与挑战，比如说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影响力，有时会造成误导的严重后果。因此，对于如何处理这种日益演化的现状，我并不认为存在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仍在摸索的过程中，并需要保持谨慎。

（本文原刊于多维CN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