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中国的新选择

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平稳过渡。到今天，其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因为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化而越发重要。本组议题旨在梳理与分析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时间跨度70年（1919年-1989年），为今日中俄关系之镜鉴。10期《多维CN》及07期《多维TW》，曾推出专题《1919-1989：中苏关系七十年跌宕演变》，这是第一篇《苏联：中国的新选择》。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这条东方巨龙逐步被强行拉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尽管危机重重，然而她并不愿放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更不愿离开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朝贡恩赐体系和帝国周边番邦的簇拥与仰慕，这些仍然极大地满足了紫禁城内帝后大臣们的虚荣。在康乾盛世的落日余晖中，英吉利开始呈现出日不落的图景。

被迫学习西方

1840年的鸦片战争，轰开了古老中国锈迹斑斑的国门，也唤醒了一些渴望强国的士大夫。

受林则徐嘱托，魏源在鸦片战争后编撰《海国图志》，记述世界舆地及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一文中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冯桂芬第一次提出"中体西用"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经过洋务运动的自强图存，中国迅速走上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北洋水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一度成为规模列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似乎，中国已走向复兴，事实上这只是晚清的回光返照。

中日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一结果说明，持续30年的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在日新月异的世界面前不堪一击。大清的衰落并非是一瞬间的事情，想要复兴，亦非"毕其功于一役"就能实现。

在洋务运动末期，一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洋务运动犹如"东施效颦"，根本无法实现国家复兴。1893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建议仿照西方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庙堂之上，以光绪帝和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1898年实行戊戌变法，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推行新政。然而，这场改革仅持续103天就被保守派扑灭。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沙俄，开黄种人战胜白种人先例，中国举国上下掀起向日本学习的热潮。

在经多方考察后，慈禧太后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然而此时，改革步伐已无法满足激进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用当时最先进的共和制度取代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推翻晚清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共和观念由此深入人心。然而，民国共和虚有其名，中国仍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

灵丹妙药？

在中华民国建立时，西方资本主义已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病，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开始与其他思想流派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杂交，反思资本主义文明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此时发生的一战，以史无前例的破坏力震撼着全世界。英国学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欧洲的破绽已经被欧洲大战揭露出来。"李大钊也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种种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也在此时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分配的公正与平等是一个和发展同样重要的问题。

此时中国社会上还形成了"尊西趋新"的潮流，在中国具有巨大影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一份关于中国学术运动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学生倾向于欢迎任何只要是新的或与既存意识不同的观念。

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毛泽东为此曾经评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不仅新，还在解决中国危机方面，显现出比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更强有力的救世功能。它一方面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完成后将出现共产主义美好世界的预言，及历史理想主义的革命人生观，为信念饥渴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提供了热烈的道德激情；另一方面，它基于历史发展必然性之上的社会政治秩序设计，又以对独立、民主、统一和平等的种种承诺，迅速转变为可以简便操作、根本解决的社会动员。

中国知识分子又得到了一味灵丹妙药，于是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它们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雏形。

走俄国人的路

欧洲各国多信仰天主教，视俄国信奉的东正教为异端，加之意识形态冲突，英、法、美、日等国策划、组织俄国境内武装，并派本国海陆军向苏联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使新生的苏联共产党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威胁。在此情势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府将目光投向远东，在远东寻战略支撑，向远东"输出革命"。

在中国，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期战乱，社会精英阶层先后向欧洲、日本学习失败，也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另一方面，西伯利亚干涉军的渐次撤退和远东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衰退，布尔什维克政权重新掌握远东，让苏联找到了突破包围圈的缺口。中国，这个毗邻苏联的远东大国，无疑成为苏联"输出革命"的最好选择。双方一拍即合。

1919年7月，苏联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1920年9月，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主要内容，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

苏联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尽管以后在北京正式进行谈判时，被苏方故意狡赖推翻，但在当时，苏联此举以最明确的方式向中国知识分子传递了十月革命的精神，其释放的善意，也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此时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也宣告成立，鼓励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北洋政府统治下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苏联输出革命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至此，中国人向先进国家学习，在经历西方、日本之后，又新增了苏联。也正因为这个选择，中苏关系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