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筑墙运动，特朗普主义将把美国变成什么样

朱富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一、引言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伊始就签署行政命令推行他在竞选期间承诺的、但被视为疯狂之举的筑墙计划：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我们从两件事中就可以想见特朗普的决策有多疯狂：

（1）国际交流乃至人员流动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来是重要潮流，整个世界为柏林“政治”之墙的倒下而欢呼的声音还历历在目，特朗普就开始要重新建“经济”之墙了。难道经济之墙比政治之墙还坚固吗？这种反潮流而行的政策能成功吗？（2）筑墙连道路等配套工程总成本达一百四十亿美元，特朗普却打算由美国纳税人先付款，再向墨西哥政府追讨。有哪个政府会甘心做冤大头？这种成本花销是捉襟见肘的美国财政能够承担得起的吗？

当然，所有这些在特朗普眼里似乎都不重要，他关心的是大量非法移民入境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而筑墙就是要为美国人保住这些就业机会。为此，只要墨西哥拒付筑墙费，特朗普就准备对进口墨西哥产品强行征收20%的关税来弥补。事实上，特朗普本来就要推翻原来签订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对设在墨西哥等国的企业的输美产品抽重税，进而以优惠税率吸引企业到美国设厂，以此来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机会。

那么，特朗普的美好设想能够成功吗？这就涉及到移民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实际上，前面发表的“特朗普为何推行保护主义？能否达到目的？”和“特朗普主义能否力挽美国经济之颓势？”两文曾指出，资本流动将会减缓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增长，而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资本流动将会引发“高等收入陷阱”，这已经为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所证实。不过，人们往往会举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典型反例加以反驳，这就是美国。美国往往被视为资本输出大国，但它似乎依旧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这又如何解释呢？

一般地，基于资本流动的审视往往可以看到美国的两大特征：

（1）尽管美国资本输出的绝对规模很大，但这是由于它的经济总量大，而资本输出量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却并不高。例如，从1990年到2013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占GDP比重从34.9%飙升至47.8%，而同期美国则从21.5%降至19.3%。[1]

（2）长期以来，美国实际上是资本净流入国，流入的资本维持了它的投资和生产，尤其是尖端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例如，现代世界高科技产品几乎都是“美国制造”，最为典型的就是苹果、微软和谷歌等高科技公司；同时，这些高科技产业公司每年都要投入不断上升的研发经费，而这些经 费的来源往往是那些流入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资本的流入，大量的外来移民更是为美国经济发展注入了积极的生产劳动和技术创新。尤其是，在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下，美国社会吸收了全世界的高级技术人才，同时也激发了国内的收入分化和资本积累，进而衍生出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因此，本文就移民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一剖析。

二、美国物价为何如此便宜：外来移民的积极作用

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如挪威、卢森堡、瑞士、丹麦、冰岛、爱尔兰和瑞典等国都超过了美国，但是，美国的生活水平却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何人们总是感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一些呢？一个直观的理由是，相同数量的美元在美国能够比在其他发达国家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进而，美元的购买力在不同国家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夏准基于市场汇率和实际购买力间的差异作了分析：市场汇率主要由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的货物与服务的价格所决定，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则由该国所有的货物与服务的价格来决定的。其中，在非贸易性的货物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劳动服务，如开出租车、餐馆服务以及理发等。显然，就打出租车或吃饭之类事情而言，在瑞士和挪威这样的高收入国家里就非常昂贵，而在拉美或东南亚等国则要便宜得多；究其原因，前者的劳动力价格非常昂贵，后者的工资则较低。

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夏准

因此，根据购买力平价（PPP)所构建的“国际美元”标准，富国的人均收入将低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收入标准，穷国的收入则高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收入标准。相应地，就欧美富国而言，按“国际美元”标准的人均收入也取决于劳务提供者的工资：以美国为不变标准，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将大幅度下降。由此，美国人用其收入可以购买到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因而人们往往会感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

新的问题是，美国人的实际购买力为何如此之高呢？直接原因就在于，美国存在大量低工资的制造工人和劳务人员。进而，美国的底层工资为何如此之低呢？这又在于美国社会存在大量来自穷国的移民。正是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底层工人的工资比较低，工作条件也更恶劣，从而在美国打车和吃饭都要比在其他发达国便宜。相反，其他发达国家中缺乏这样的移民，工资就比较平均；相应地，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就相对较高，这提高了服务品价格，并降低了本币的购买力。

事实上，如果在瑞士日内瓦打车，一段8公里长的路程大约需要花费35美元，但同样的路程在美国波士顿只需要15美元。同样，在挪威奥斯陆，吃一顿饭大约需要花费100美元，而在美国圣路易斯不会超过50美元。

张夏准说，“美国民众（与其他富国的民众相比）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购买力，主要得益于不少美国人仍处于贫困状态，工作没有保障感，这在服务业尤其如此。美国人还比其他竞争对手国家的民众的工作时间更长。而且，在每一工时中，美国人的收入比起好几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明显偏低，即使是在购买力方面也低于它们”；[2]进而，“相同数量的美元之所以在美国要比在其他富国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服务价格比其他国家更低廉，这主要归功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和恶劣的就业环境的存在。”[3]

问题是，在这种环境下，尽管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大效用，但这却是以出租车司机或者餐馆服务员的较低收益为代价。这意味着，尽管美国有更高的平均收入，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的所有国民都比其他国家的国民过得更好，这与具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

当然，移民也存在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不同的。一般地，要理解移民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少需要作两类移民的细分和考察。

（1）就低层次的劳务移民者而言，他们为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生产劳动，拉动了商业和餐饮业等的增长。事实上，这些低层次的移民所从事的通常是那些需求量很大但劳动力供应很小的行业，因而不但与本土美国人构成不了竞争关系，反而会形成互补和分工。

譬如，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美国的200万农场工人中，至少一半是非法移民，这些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为美国农业创造了高达300多亿美元的产值。[4]正因如此，农业一直是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迄今依然是世界上第一大农产品及其农农副产品出口国。同时，大量移民进入了低层次且低报酬的服务业，从而促进了美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正是这些低层次移民的大量存在，使得那些技术行不强的行业和岗位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不仅使得美国人可以享受物美价廉的服务和农产品，也可以使相关行业的企业得以扩大生产规模。

（2）就高智商和高学历的技术移民者而言，他们为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增添了新鲜血液和力量，也为美国节省了大量的教育和培训费用。事实上，移民美国的成年人42%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约23%具有硕士学位。[5]因此，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出生于国外的移民，大学教师中移民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近期，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的调查报告就称，美国有35.5%的技术创新者是移民，另有10%是在美国出生但父母至少有一人来自其他国家。[6]显然，正是这些外国科技人员的流入，大大促进了美国的科学科技进步和提高了美国的总体生产力水平，并且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在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90年代，硅谷中24%的企业是由外国出生的工程师创建起来的。[7]

最后，需要指出，移民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不仅在于提供了不同层次的劳动力，而且也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资本。事实上，移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凭借投资移民的富人，他们将在母国通过正当和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和资本带到了美国，不仅扩大了市场需求，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例如，2012年，投资移民为美国GDP贡献了33.9亿美元，创造了超过4.2万个工作岗位。[8]美国政策全国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则显示，截至2016年1月1日，全美87家资本逾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中，有44家(占51%)创办人是移民，这44家新创公司资本总价值达1,680亿美元。[9]此外，由于移民大多是年轻人，这不仅会降低人口抚养比，为经济增长注入人口红利；而且，他们所交的税收增加了美国的财政收入，他们所交的社保维持了美国的福利保障体系。

三、美国收入为何如此分化：外来移民的消极作用

世界各地的移民之所以大量涌入美国，根本上在于美国相对宽松的移民制度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相应地，美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往往也被视为充分展示了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

张夏准就写道：“从美国模式赞赏者的角度看，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允许人们无限制地进行竞争，并对赢家进行无限制的奖励，而且不会受到政府干预和平等主义文化的掣肘。因此，该制度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可以随时雇佣和解雇工人，并允许企业自由灵活地处事，因而使企业更具竞争力，这样，企业就可以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快地重新调动并有效地利用工人，以及快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在企业家得到丰厚回报的同时，工人不得不快速适应变化，因此，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确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

“但是，拥护该制度的人认为，即使成为游戏中的输家，他们也会甘心情愿地接受这种结果，因为考虑到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很高这一因素，他们的孩子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托马斯·爱迪生、摩根或者比尔·盖茨。美国人就是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努力工作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怪不得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0]

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由竞争制度，激励着世界各国的社会精英进入美国去追寻他们的梦想；同时，也正是凭借自身的超级智商、非凡敏感以及丰厚社会关系，这些精英们取得了社会的成功，并由此获取了丰厚的收益，进而也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然而，物竞天择式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每个成功者的背后都必然会站着一批甚至更大比例的失败者。一般地，对那些曾带着梦想来到美国却遭遇失败的“超凡人士”而言，他们最后往往会被迫回到所来之地，甚至还披着某些“光环”接受曾被他们嫌弃的家乡父老的欢迎和招待，如当前中国社会大量的“海归精英”就是如此。

问题是，智力没有这么出众的美国本土人又该怎么办呢？他们可不能像这些“超凡”的“国际精英”存有退路，而只能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进而只能接受物竞天择的社会竞争中失败者的命运，至多可以依赖少得可怜的政府补贴生活。

这意味着，大量的外来移民在不受制约的市场竞争中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提高了实际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巨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底层人民生活在收入水平低下和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中。[11]

关于这一点，张夏准同样写道：“考虑到该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与收入分配更平等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较，那么美国人在生活水平方面到底如何的判断并不是很准确。在美国更低的健康指标和更高的犯罪率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不平等。”[12]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大的。表1反映了1990年经合组织（OCDE）14个成员国中雇员工资最高10%与最低10%的比例。[13]

表1 1990年经合组织（OCDE）的收入差距

正是由于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就不能单采用人均收入指标来衡量美国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否则就会造成明显高估，因为较高的平均生活水平往往以众多人生活水平低下为基础。关于美国真实的生活水平，也可以从其他相关的指标进行间接反映。例如，美国的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医疗保健的统计数据指标仅位列世界第30名左右，美国的犯罪率也高于欧洲和日本。事实上，美国的在狱人数率是欧洲的8倍，是日本的12倍。这些都表明，美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

既然如此，为何人们直观上还是觉得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呢？

张夏准列举了两大原因：（1）这是美国比欧洲国家更不平等带给作为过客的旅游者的假象，因为“外国旅游者到任何国家都很少能够看到其贫困的一面，而在贫困方面，美国要比欧洲更普遍”；[14]（2）数字上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反映收入背后的劳动付出，因为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要比人均3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都长，通常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长10%，比荷兰和挪威长30%，如2005年的工资/小时（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居卢森堡、挪威、法国、冰岛、比利时、奥地利与荷兰之后而列第8位。[15]

由此，张夏准说，“一旦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理解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从一国平均收入能够购买多少东西来衡量，那么，美国所谓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美国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意味着，它的平均收入在衡量生活水平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那么具有指标性，这反映在像健康水平和犯罪率等指标中，在这些方面，美国的表现要比其他国家更令人失望。”[16]

也就是说,美国社会在经济福利上呈现出两大特征：（1）较低的商品价格，因而同一美元在美国具有较高的购买力，进而造成美国人民具有较高生活水平的表象；（2）较大的收入差距，因而大多数人的社会水平要低于统计数据，这也揭示了美国社会冲突的原因。

实际上，市场价格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本身就密切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层收入越少，底层的购买力越低，因而大众产品越便宜；相应地，上层收入越高，上层的购买力越大，因而奢侈产品越昂贵。这意味着，市场价格本身就是购买力的函数：消费者的购买力越高，他所需要的商品的价格就越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低层大众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必需品的价格下降；同时，上层富人的购买力则会上升，从而导致奢侈品的价格上涨。这也意味着，收入分化必然会造成价格分层。维塞尔说，“财富上的不平等愈大，价格上的差别也就愈大。”[17]

最后，需要指出，价格分层还会衍生出双重效应。

一方面，穷人需求的必需品以及其他大众商品往往价格低廉，包括中产者在内的人都从中可以就获得极高的消费剩余，从而往往会感到生活指数高。维塞尔写道：“广泛使用的大众商品在市场上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财富充足的买方不必要将他们的购买能力使用到极度就可以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比如面包在市场上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所有阶层的消费者需要都可以被供给，富裕的买方甚至可以到完全满足点，只有收入最有限的买者才被迫根据环境来节省。”[18]

另一方面，富人攀比式消费所追求的高档品和奢侈品往往价格高昂，这又不是一般大众所能消费得起的，从而根本感觉不到。维塞尔写道：“一个经济体中收入和财富的阶层越多，最高和最低阶层的财力差异越大，价格分层就越显著。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和资产，那么面包和钻石价格之间的差异……就不会像实际中那样大。……钻石的价格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对钻石的评价；它只是一个支付能力特别强的阶层对钻石的评价，这个阶层形成对钻石的需求边际序列。大多数人对钻石的评价及给出的出价和通行的市场价格相比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没有购买欲望。”[19]一般地，富人对奢侈品的追求也会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会诱发技术创新，相互攀比也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加大社会矛盾，耗费社会资源，从而也会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四、结语

上面的分析表明，移民对美国社会所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既促进了经济增长又加剧了社会矛盾。由此，我们可以来思考：特朗普的筑墙运动能否成功？

事实上，为了给美国底层工人创造就业，特朗普不仅要在边境建隔离墙，而且要驱逐200万到300万无证移民。但显然，这会带来并潜伏着一系列的问题：

（1）美国本土工人是否愿意填补原来由低层次移民从事的那些农业和服务业？要知道，这方面的工作所给予的薪水远低于平均水平。

（2）美国本土工人是否能够填补原来由高层次移民从事的那些技术研发和创新工作？要知道，这方面的工作需要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尤其是扎实的理工科训练。

（3）美国公司能否经得起新一轮的工资上涨？要知道，大量移民撤离造成了劳动力供给减少必然会导致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

（4）美国政府能否担得起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要知道，无论是减税以吸引工厂流入还是驱逐移民的税入减少都会增加财政赤字。显然，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妥善的处理，一味地驱逐移民只会造成美国经济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