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中国社会自由派的反击

一个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一个是民盟成员。如今，两个民主党派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当下的处境而后悔曾经的指点江山。

邓相超、左春和接连在左派力量的“追杀”下丢掉饭碗，惹自由派一阵莫名寒意。而更令人惊讶时移世易的是，尸横遍野的阵地上唯闻一丝丝不成声势的虚弱哀鸣，却再难见左右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景象。

左右激战曾在2012年前极为盛行。直到2013年年初，围绕《南方周末》以“中国梦，宪政梦”为题的新年特刊是否遭遇官方粗暴审查而酿成舆论事件，同期中共党内改革派舆论阵地《炎黄春秋》杂志社网站也被关闭，当时的左右混战仍然延续。

彼时，所谓的中央9号文件传出，《红旗文稿》打前锋，《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主流官媒介入推高火焰。而针锋相对公开抗争的自由派声音同样不容小觑。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杨晓青以《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率先发难“宪政”，直接引起江平、李步云、杨天石等人高调迎战。即便这些宪政派学者身处不利境地，即便其中的若干社会主义宪政派煞费苦心，只是想在“想给现体制、现政权精心制作一套合体的外衣”。

然而，今非昔比。在邓相超、左春和等事件出现后，即使左派已成定点清除的气候，但不仅邓相超本人选择了道歉，妥协了事，整个自由派似乎都鲜有反击的声浪出现，体制内的改革派更无一个人出面发声。意识形态领域混战的局面没有出现，这实在是一个孰可注意的转变。

当然，声音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的，比如刘勇这样一个河南漯河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但是下场大家都看到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喊出盛世危言，“极左势力愈加猖狂，党内难道就无人无力量制止这种倒行逆施？！如此种种不正常现象究竟要把国家引向何处？！”但随即即被灭声。

再比如，1月初曾在中央党校任职的自由撰稿人邓聿文在《邓相超教授被处理，让人嗅到“左”祸的气息》为之抱不平，并列明左派三大祸，警告“邓相超事件”的可怕之处，就是让人嗅到了“左”祸来临的气息。故对“邓相超事件”，社会不能以绥靖心态视之，尤其不能忘了邓公的警告。之后连续数日之内，邓聿文接连在个人微博中向左派搦战，但也不过不见回声的个人舒啸而已，并无一人并肩战斗……

更多人已经选择了沉默。这背后的逻辑，恐怕是聪明的自由派早已意识到这场纷争背后究竟是什么，无须争辩其中的是非曲直。事实上，左派的诉求是否成功，不过全赖于权力的倾向。大陆左派代表张宏良说，对于左派的“围攻”，政府可以选择理睬，也可以选择不理睬；只不过以前不理睬居多，而今理睬了。

战火不断延烧，自由派代表、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据称已被打招呼，大有重演邓相超、左春和故事的迹象，被指控侮辱英雄的新闻评论人老梁也被盯上，誓要将毛泽东拉下神坛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再度被抬将出来……夫复何言？

不过，即便如此，料想贺卫方等人不会成为真正的祭品，毕竟矫枉不必过正，中共正统依然将坚守其平衡和超越左右的信条，置身事外并扮演各打三十大板的裁判角色。

至于自由派力量，他们会意识到并承认左派屡屡成功的背后是中共官方整顿意识形态的大手吗？可能，但是也未必会全然如此。他们本来就并非共同进退的铁板一块，本身也存在着理性自由派和极端自由派的分歧。就像当年，即便是在宪政大讨论的战壕中，不同样存在着所谓社会主义宪政派、党导立宪的折中主义声音那样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