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因何事两次为儿子动用特权

粟裕在中共建政后两次为儿子动用特权：第一次是在1966年，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在儿子的就业去向上，粟裕利用了自己的“特权”；第二次是1969年秋，粟戎生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到内地，训练和生活条件大大好转，粟裕再次动用“特权”。本文摘自2014年5月16日《长江日报》，作者刘智宇，原题为《粟裕：宾阳门下见证人生转折》。

蛇山南麓，大东门立交桥下车流如织。仅少数老武昌人知道，此处曾坐落着老武昌9大城门之一的宾阳门。

1927年5月末的一天，10米高的宾阳门城楼下，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正在招募学员。一个年仅20岁的湖南籍小伙出现，在报名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粟裕。

来到宾阳门之前，粟裕是怀揣革命理想、遭受反动军警迫害的进步学生，离开宾阳门之后，他成长为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一生中6次负伤，在黄桥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役中均立下赫赫战功，最终成为共和国开国大将。

钻下水道逃亡武昌

1925年春天，18岁的粟裕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内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5月，“四·一二”政变后不久，粟裕参加了常德各界声讨蒋介石的活动，被当局通缉。反动军警派出两个营将“二师”团团围住，粟裕和一些同学悄悄从校内下水道撤离到了常德城外，挤上了开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昌的火车。

他们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知道党在叶挺领导的24师设立了一个教导大队。5月末，粟裕来到设在宾阳门的招募处，办好入学手续，进入教导大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民国史专家袁继成介绍，教导大队当时驻扎在武昌左旗（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一带），专门收容两湖地区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学员有1000多名。

在教导队接受军事训练

教导大队的很多学员，革命热情虽高，但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为了尽快把他们打造成掌握武装的革命军人，与一般军队“三操”不同，教导大队实行“四操”：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课目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

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迎接学员们的便是例行的10公里长跑，到达终点时按先后次序站队，最后一名站在队尾。军事训练中，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格了才做下一个，有时一个排以至一个连都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全排、全连整齐划一为止。

初夏的武昌烈日炎炎，为培养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教官时常特意命令学员们脱下帽子，承受曝晒；长官训话，大家肃静立正，连虫子叮咬都不准动；食堂的饭菜里经常故意掺杂谷粒、沙子，时间规定5分钟，谁也顾不上细嚼慢咽。

对于这段经历，粟裕在1988年出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描述道：“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成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但粟裕坚持了下来，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他说。

“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多年后，粟裕在教育子女时，时常提及早年在教导大队的这段经历，子女做事怠慢、害怕吃苦，会被他大声斥责。

周恩来、恽代英成军事启蒙老师

粟裕在教导队受训期间，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常来作报告，每次听完报告，他都备受鼓舞。

周恩来作过两次报告，都是讲形势和任务。粟裕清晰记得，周恩来说话爽朗明快，阐述观点深刻鲜明，分析透彻精辟。报告中，周恩来不止一次地询问大家：“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

周恩来的另一段话也让他感同身受--“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恽代英讲话很幽默，富有鼓动力量，而且妙语连珠。一次，某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失利，败下阵来。有人嘲讽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却力排众议，对学员们说：“我看他们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从此，“在战争中学会打仗”成为粟裕参加军事斗争实践的指南。

“艰难与死，何者更难受？”粟裕回忆道，一名教员曾作上述发问。有学员回答：“死更难受。”教员摇摇头说：“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1927年6月，粟裕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中旬，教导大队奉命离开武昌前往九江，为南昌起义做准备。粟裕所在的中队，后来成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

1907年8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伏龙乡（今坪村镇）。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参加井冈山斗争，转战赣南、闽西和中央苏区，参加第1至第5次反“围剿”。1941年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后兼第6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协助陈毅参与指挥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4年2月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武汉足迹

1927年5月28日至7月下旬，在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接受军事训练，驻地在武昌左旗（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一带）。

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来汉休养或参加会议。

粟裕有3个子女，长子粟戎生、次子粟寒生、女儿粟惠宁。记者多方努力，终未能与粟裕后人取得联系。粟戎生曾写过回忆文章，讲述了父亲的生活故事、对后人的教育。

长子粟戎生：

父亲脑内取出的弹片成“传家宝” 几乎从不谈家务琐事

“父亲和我聊天，话题从来都与军事相关，几乎不谈家务琐事。”粟裕长子粟戎生回忆道，父亲从小教他打枪。周末时，他和弟弟粟寒生放假在家，只要有空，父亲就带兄弟俩去靶场实弹射击。

“有一次我擦拭他保存的几支枪，将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取下来了，他很生气，把我训了一顿。”粟戎生说，气头过了，父亲才向他耐心解释，拆卸瞄准镜会影响射击精度。

粟戎生回忆，父亲有自己的“文房四宝”：枪、地图、指南针和望远镜，尤以地图为甚。“父亲的卧室里，四面都挂满了地图。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父亲就挂哪里的地图。”

粟戎生说，父亲有时会突然对他发问，哪个县在什么地方、周围有哪些县、相互关系如何？自己答不上，父亲就不高兴。父亲自己则是不怕考的，几乎对全国所有县的位置都了如指掌，对自己常年征战的华东地区，他甚至记下了相当多的小村庄。

两次动用“特权”调我到前线

1966年，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在儿子的就业去向上，粟裕利用了自己的“特权”：组织上没有把粟戎生分配到研究机关，而是分配到云南前线某地空导弹部队。

“在部队最好是从战士当起，取得逐级经验，半路出家，基础是不扎实的。”粟裕对儿子说。在前线的4年，粟戎生先后当了战士、班长、技师、排长，跑了上千次战斗警报，住了一千多天帐篷，经历了十几次移防。

1969年秋，粟戎生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到内地，训练和生活条件大大好转。父亲再次动用“特权”，将他调往北线一个进入反侵略战争等级战备状态的野战部队，条件更加艰苦了。

“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这是粟裕当年在武汉受训期间，教员问的问题。粟裕将这个问题抛给了粟戎生，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是要熬很长时间，要耐受。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这或许解释了粟裕两次动用“特权”的原因。

父亲的骨灰里筛出3块弹片

1984年2月5日下午4时33分，粟裕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后来，粟戎生从父亲的骨灰里筛出来3块弹片，“一块大的，黄豆粒那么大，两块小的，绿豆粒大小。”

1930年2月下旬，身为支队政委的粟裕在赣南作战时，一发迫击炮弹在粟裕身旁爆炸。3个月后，粟裕伤愈归队，却莫名染上久治不愈的头痛病。直至手捧父亲的骨灰盒，粟戎生才知道父亲的病因。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除了这三块从骨灰里筛出的弹片。我们把最大的一片捐给了国家，剩下的两小块，可以说是我们全家的传家宝。”粟戎生说。

粟戎生记得，父亲曾说：“全国解放以后我带你们回湖南老家。”然而，直到父亲去世，都没回过老家。

后来，粟戎生才理解了父亲“全国解放”的含义--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岛屿也要收复。“爸爸的卧室里，始终挂着台湾省地图，直到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