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谈为何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1945年，何方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1950年进入中国外交部，任驻苏使馆研究客观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曾任张闻天秘书。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个期间，我的倾向性很明显：第一，我支持‘文化大革命’；第二，我支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本文摘自2006年7月9日爱思想网，作者邢小群，原题为《口述史与”文革“研究》，文章系节选。

在中国的舆论中，”红卫兵“、”造反派“已经成为一种宽泛的符号，往往与”批斗走资派“、”打砸抢“、”破四旧“、”武斗“等负面行为相联系。这两个群体已经被整体妖魔化了。其实，每一个参加过”红卫兵“、”造反派“或其他群众组织的人，都有具体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口述历史可以帮助当事人恢复对当年事件的记忆，研究者再把这些记忆经过鉴别后作比较分析，便能从当事人的观察中部分地复原当年的真实情境，从而避免对历史现象和社会群体作概念化的简单判断，学会作比较深入的剖析。

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

例一涉及到对”老红卫兵“的认知。我曾经采访过《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前任主编李大同，请他谈谈他的”文革“经历。他是个干部子弟，而他的”文革“经历却不同于比较典型的”老红卫兵“。

李大同的父亲1938年到延安，属于”整风“中被”抢救过“的干部，曾是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时的助手，胡负责团中央工作时担任过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大同是1967届初中生。1966年7月他参加了”老红卫兵“的组织，但他又很保守。他反对”血统论“，反感对老师的暴力行为，没有参加”打砸抢“之类的行动。”文革“初期的一天晚上，李大同向他父亲提了10个问题，对当时种种过火行为表示不能理解，把这张纸放在父亲的桌上。团中央得知后如获至宝，认为当时全国到处都在”造反“，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些保守看法存在！于是，李大同写的这些内容很快就刊登在1966年下半年团中央的内参《团的情况》上，其引语是：一个14岁的学生李大同向其父亲提出10个问题………。后来，李大同的父亲被”红卫兵“把腿打断了。

半年后，”老红卫兵“失势，多数”老红卫兵“已经没有”血统论“支持下的士气。在”红卫兵“的分化时期，李大同属于第一拨被分化出去的干部子弟。1968年以后，中学”红卫兵“从整体上看已经边缘化、逍遥化了。一部分人无事可做，在街上打架斗殴、”拍婆子“，而李大同选择的是强身和读书。他与一些伙伴们跟着学校的军代表学习擒拿、格斗，和其他干部子弟交换禁书。他回忆说，要说我们干部子弟有什么特权，那就是信息特权。我想，他说的信息特权还不完全是指上层消息一类，更多的是指他们家能获得当时社会上公开及内部发行的各种书。李大同回忆说：“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消蚀着我们的想法。”但那时的“阅读特权”毕竟多少造就了这一批人的怀疑精神。今天反思的彻底性就与这种阅读有关系。对李大同来说，他既是“红卫兵”，又是思考者；他当年的思想逻辑和今天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例二是一位外交部老干部对“造反派”的看法。何方是早年到延安的老干部，曾经长时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1959年被外交部定为“张闻天反党宗派”的重要成员。他在“文革”中支持过外交部的“造反派”，对抓“五·一六”持否定态度。

何方在口述史中谈到，“文革”一开始，外交部领导就指定了35个批判重点，这些人大多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挨过整或有什么历史问题的人。他的体会是：每次运动一来，从上到下的各单位领导常用的手段是，赶快找几个或者一批人当打击重点，先抛出去，一方面表示自己积极推动了运动，一方面又保护了自己。

他说：“‘文革’初，以干部子弟和一些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干部组成的红卫兵如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李一氓的儿子李世滨等一批人，带着红箍，开到了我家。把我所有的书，往几个大木箱里装，加上封条。还把我的笔记本都收走了。”

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个期间，我的倾向性很明显：第一，我支持‘文化大革命’；第二，我支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呢？因为我对革命队伍里的一些现象不满意，我真的以为毛主席要扫荡特权和官僚主义。例如，姬鹏飞、乔冠华凭什么一年到头抽‘三五’烟？‘三五’烟国内根本就没卖的，都是从国外搞来的，是大使们拿公款给部长们送的礼，我对这类现象极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确有错误。而且那时打倒是比较普遍和随便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真的打倒，主要含义还是批斗和拉下马的意思。后来外交部‘造反派’上来了，以干部子弟为代表的红卫兵成了‘保守派’。‘造反派’闹腾了一两年曾得到‘文革小组’支持，他们反对当权派，打击面太宽，犯了不少错误。但运动还比较文明，也一直没有夺外交权。随着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王力垮台，‘造反派’在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中被彻底整垮，一些头目被抓了起来，很多人后来又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同陈、姬、乔和各级原领导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成了外交部‘文化革命’的主流派，一直再没倒。外交部整‘五·一六’分子，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因‘五·一六’罪名被整人数有2千人，有些司几乎二分之一（个别司甚至更多）的人被打成‘五·一六’。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时又是找垫背的，把‘文革’的罪过推到这些人的身上。邓小平、陈云在这些问题上有派性，处理得不好。至今没有给为时两年多、上千万人被整被抓的‘五·一六’运动这一冤案平反，官史根本不提这件事。”[8]

在“文革”的大部分岁月里，何方在外交部其实只是个旁观者，他早早被“专政”，连当“造反派”的资格都没有。但他的口述有助于我们对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更真切的了解。何方认为，周恩来在外交部打击“五·一六分子”，有报复之嫌。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被逼死、逼疯、打伤的不计其数，“造反派”就这样全被打下去了。这一点从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中也可得到证实。宋永毅提出，“造反派”和“三种人”的历史真相亟待澄清，此言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