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一场征地拆迁引发的战争

公元1900年，是人类步入二十世纪第一年，全世界都在为新世纪到来而欢欣鼓舞，辞旧迎新。然而，在中国却是一个例外。本文选自爱思想网，作者马勇。

那一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红色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不到三月遍地红”的义和拳战争使京津，使华北，甚至使整个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列强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他们最后联合起来出兵中国，“代剿”义和拳，赤手空拳的义和拳与列强的真刀真枪交手，结果可知。逃亡西安的清廷最后与列强签署《辛丑条约》，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中国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进入二十世纪。

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学术界对义和团战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分歧仍在。很长时期，很多史学家以为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革命高潮，是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并且，这场运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一方面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另一方面善后条约巨额赔款、不平等压制，让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谷底”。（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冰点》2006年3月1日）

而最近几十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另一种新史观对义和团战争给予全新解释，一种比较激烈的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所呈现的排外主义情绪，滥杀无辜行动，具有明显的“反人类倾向”。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逆转，与近代中国发展大势相悖。（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冰点》2006年1月11日）

其实，仔细分析义和团战争缘起、转折及后果，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的性质、意义，并非如此简单，也没有那样大的关怀、意义，这场运动确实与近代中国走势相悖，但又有其根源及必然性，其后果从反面加速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

一、“义和团起山东”

在谈到义和拳运动起源时，过去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帝国主义侵略，中西文化冲突，传教士的傲慢，地方官府的偏袒。这些判断都对，外部因素确实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一个触动点。但是仅仅说到这里远远不够，依然显得太抽象，因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已经好几十年了，为什么在过去没有发生这样带有全局性的排外运动？过去的那些教案，为什么都可以作为个案进行处理，而此时的义和团运动却不能轻易消解，而是引起了震惊世界的大动静？

很显然，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还有具体原因。这个原因，就是1895年中日达成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改变了先前几十年清政府一直坚守的对外政策，在日本以及列强的压力下，中国被迫同意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

国际资本东移亚太，是十九世纪中叶后一个明显动向，是西方国家市场饱和，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中国巨大的市场，以及潜在的巨大消费能力，让西方国家垂涎欲滴。但是清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为了国内政治稳定，始终不敢让外国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即便在1860年开始向西方学习后，清政府一直坚守有序开放，稳步发展。

有序开放，稳步发展，让中国在1894年之前三十年获得了巨大进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自身资本不发达，中国在走向繁荣的时候，并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资本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中国不是不想修铁路、开矿山，而是没有钱，所以在1894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设施，根本没有办法与同时期的日本比。

让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是一把双刃剑。《马关条约》之后，外国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先前几十年想建而没有办法建的铁路在短短几年时间大致完成关内的基本路网；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也因为外国资本的进入而迅速获得了开采，造福于社会。中国的基础工业在甲午之后获得迅猛发展，一个全新的、先前不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发生、成长起来。

大规模的建设，带来了大繁荣、大发展，也带来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大规模的拆迁、征地，让无数农民脱离土地，成为流浪者。列强确曾与清政府达成谅解，征用土地、安置失地农民均由中方负责，如果发生利益冲突，发生群体事件，同样由中国地方政府负责处理，外方不得介入。至于中国老百姓的损失，则由外国资本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给予补偿，比如税收。这些制度性安排如果都落实到位，相信那时农民的情形要好些，即便不能充分分享对外放开的发展成果，至少不至于损失惨重。

然而，中国毕竟刚刚从传统中走出，政治设施不完善，民众的权利意识的不觉醒，各级官吏的不尽责，让失地农民并没有获得足够补偿，他们离乡背井，成为城乡间的流浪者。他们的冤屈无处申诉，忍耐、憋屈，健身健体，游走江湖，因为他们总要活下去。他们不自觉地成为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的主力。

至于那些有机会到这些新开办的外国企业中打工的失地农民，他们不仅受到洋人的盘剥，而且受到来自福建那些懂鸟语的“假洋鬼子”欺负。（《张美翊致盛宣怀函》，《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17页。）这些假洋鬼子狐假虎威，加剧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裂痕。

长江流域及南部中国的开放已有很多年了，缓慢发展有坏处，也有好处，就是让那些破坏性问题缓慢暴露，因此南方并没有随着外国资本进入出现如此大的问题。而北方，特别是山东，由于在甲午战后特别是1897年胶州湾事件后成为德国独享的势力范围，而德国作为后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贪婪，而且急迫，因此，中德间的不和谐在所难免。“义和团起山东”，主要应从这个层面进行解释。

二、“不到三月遍地红”

至于中西文化冲突，甲午战后，主要的还不是中西文明层面的理念冲突，而是西方各国传教士在清政府允许他们自由传教后急剧扩张，相互之间无序竞争，结果就使得早期进入教会的中国人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有认识才进入，而是一些“无良”的人。用恭亲王的话说，他们或许就是“中国人中的垃圾”。这些人帮助教会急剧扩充了人数，但同时也使教会在中国人中失去了巨大的潜在信仰群。

四处流浪的失地农民，因甲午战争结束被遣散的大量兵勇，他们在游走江湖的时候相遇相识，他们中慢慢地成长出一批被称为“社区精英”的领袖，这批领袖略通武功、重然诺，具有传统儒侠的气质，喜欢出面摆平各种各样的纠纷，于是这些四处游走的民众就在这些社区精英领导下组成许多松散的民间秘密结社，这就是义和拳、大刀会、红灯会等来历。

清政府对于民间秘密结社，两百年一直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露头就打。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清政府不仅容忍了这些秘密结社的存在，而且还有意识利用他们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多从爱国主义层面想。其实，如果就历史事实分析，主要是清廷非常自私的考虑，是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现在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经历了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大折腾后，光绪帝原本就羸弱的身体出了状况。过去的研究依据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以为清廷保守派试图换掉皇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但是在专制体制下，最高领导人并未“龙御上宾”的时候没有办法中场换人，而光绪帝不仅没有子嗣，而且注定以后也不会有。清廷遇到了帝制时代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经过长达一年多思考、反复，清廷在1899年底决定为光绪帝找个大阿哥，由大阿哥替代光绪帝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以便使光绪帝能够静养。

如果基于一种道义、善良，对清廷的这种做法应该给予同情、理解。然而1898年的血腥确实使清廷在国内外丧失了一些道义上的同情，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的攻击使海内外都信以为真，上海名流数千人竟然致电朝廷反对换人。（《上总署转奏电禀》，《经元善集》，309页）各国公使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也不愿与清政府沟通，了解事情真相。

其实，清廷选定大阿哥，表明其有意结束过去，重新开始。至于大阿哥和他的父亲，好像也不是后来所妖魔化的那样邪恶。大阿哥是一个可以塑造、培养的孩子，相信那些全国一流名师要不了几年时间就会将其训练成一个彬彬有礼的君主；至于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载漪，在那之前只不过就是个王爷，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说不上保守，也说不上激进。他们父子只是因为与皇室血缘关系更近些，所以得到了这个机会。国内外特别是各国公使如果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去与清政府积极接触，事情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各国公使拒不承认大阿哥，拒不愿意与端王进行任何接触，这其实是将清政府推向一个保守的方向，因为这毕竟关涉一个王朝的尊严、主权。

中外之间因大阿哥事件引发僵持无法化解，原本并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的端王载漪开始变得不耐烦，开始厌恶洋人，开始排外。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有意识利用了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对外国人的不满，希望以此寻求中外关系的突破。

在山东境内的义和拳等民间结社，在过去几年因山东的大开挖、大发展而急剧膨胀，但山东地方当局从全国大局出发，适当运用软硬两手进行对付，应该说得到了适度控制。换言之，当中外之间交涉不那么顺畅时，山东巡抚适度释放民间排外情绪，给列强以颜色。而当中外交渉比较顺畅时，山东地方当局就尽量控制住民间的排外情绪。甲午战后短短几年，山东巡抚先后换了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尤其是毓贤，为了稳定地方，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区失去土地的流民以习技勇自卫身家略表同情，一旦某地发生民教冲突、中外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就是将外地人、本地人；中国人、外国人分别开来，尽量使本地人、中国人获得解脱，将责任尽量推给外地人、外国人，甚至宣称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拳、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冲突与真正的义和拳、大刀会并无关联。

毓贤等人息事宁人的做法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情有可原，但各国公使对这样的做法非常恼火。在各国公使一再强烈要求下，1899年底，终于用袁世凯替换毓贤，出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主持过朝鲜的对外事务，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甲午战后，一直主持新军训练，在各国公使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干才，勇于任事，而且具有现代理念，与守旧者不同。他们相信，由袁世凯主持山东，长时期困扰各国的民教冲突势必能得到缓解。

正如各国公使所期待的那样，袁世凯上任伊始，迅即发布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山东境内义和拳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那些“献首”、自新的义和拳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