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层态度坚决：严打利益集团

当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月13日警告那些省部级领导人警惕利益集团的“围猎”时，事实上，他已经对那些兴风作浪、危及政经安全的利益集团动手了。

农历春节除夕，与多名中共前高级领导人家族颇多生意往来的资本大鳄肖建华，据称被带走调查。他被人们想当然地视为最近颇具铁腕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所炮轰的“土豪、妖精、害人精”。

这名1971年出生于山东肥城农村的普通农民家庭，20多岁年纪便在北京和妻子周虹文家乡包头成立多家公司的神秘富豪，正陷入了从商以来最大的危机。《证券时报》的一篇文章声称，肖建华热衷和擅长的投资领域在金融领域，他能够不断在这些稀缺领域得手，他所倚仗的能力，有可能已超越产业运营之外。依靠稀缺金融牌照的增值赚钱，这可能是其他民营企业家羡慕而又无法做到的地方。

扑朔迷离的消息显示，他不仅掌控着中国资本市场多家金融证券类、银行类、投资管理类公司上万亿元人民币资产，而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隐现在近十来年多次令人关注的交易中。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值得怀疑，甚至被认为充当权力的同谋也即白手套角色，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鲸吞蚕食弱小。

更重要的是，人们渐渐意识到肖建华出事已经不是什么所谓的孤立事件，而是中共决心打击利益集团的重要动作。2012年末掀起的反腐风暴一再印证着中国政治权力与商人资本之间结成的紧密关系，它显然令发起这场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如习近平等人相当忧虑，并决定改变这种局面。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背后一直栖身着一名来自大连的金主徐明。这名大连实德老板早年曾得到薄熙来的照顾，并在之后十余年的交往中化身为薄家的提款机，双方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盟。至今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更是如此。他仕途所经历的地方牵扯出众多游走在政商两界，甚至是直接供职于国有石油企业的大佬。其子周滨不仅自己充当权力的掮客，而且通过同学米晓东、岳父黄家、中旭系吴兵等“白手套”运作庞大的利益网络。几乎与肖建华此次失踪同时，曾扳倒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的政泉系掌门郭文贵春节期间再度高调现身，大曝所谓政商勾结猛料，早年更是与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建立同盟，以围猎高官著称。

回顾历史，人们可以注意到，士农工商，中国商人从未能获得独立于权力的较高社会地位。中国目前的商人阶层均为1978年之后崛起的力量，在一个经济制度不完善的时期，资本力量曾借助宽松的政策环境野蛮成长，正如改革开放之初便在广东所出现的腐败情况一样，权力和资本的媾和变得异常普遍和纷繁复杂，甚至呈现利益集团化的倾向。

现实地看，中国的商人阶层，远未达到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成为一个左右政治的独立阶级，依然是弱小、分散的力量，某些人甚至早在江泽民时代便主动加入到中共党组织，但正是如此人们看到，官商之间畸形共生关系正在导致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威胁国家政经安全的局面。

人们可能熟悉联想“教父”柳传志“在商言商”所引起的纷争，也记得万达掌门王健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狡黠。但是，更多人根本无法逃脱权力的诱惑，在他们看来，权力意味着可以放大成千上万倍的利润，哪怕在权力与资本的合作中二者地位不平等也在所不辞。

那些曾经在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尤其是在吸金惊人的金融领域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商人正在进入中国高层的视线。他们通过与有权势的官员搭上关系并获取内部消息来为自己获取更多利益。而腐败官员则会表面上与之刻意保持距离，实则将其视为权力套现、漂白不当得利的盟友，这些白手套们或者会照看好官员的父母和子女，或者他们的亲友提供大把轻松赚钱的机会。

2013年习近平便在内部会议上警告中共的官员要与商人保持良性互动的君子之交。2016年两会期间他本人更进而说明定位相当清楚，“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国家大财团和政界之间的那种关系，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种关系。”“新型政商关系应该是‘亲’‘清’两个字。

包括四川、山西商界在反腐风暴中的沦陷提示人们，他们的黄金时代可能终结。而刘士余则在自2016年12月至今的多次公开讲话中不断炮轰那些扮演奢淫无度的土豪、兴风作浪的妖精、坑民害民的害人精角色的资产管理人，并严惩挑战法律底线的资本大鳄。

当然，中国政府不希望被外界解读为这是对私营经济的打压。它依然声称保护私营经济，要求他们合法地从事经营活动，不要彻底堕入资本的逐利性中；而中国政府则会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杜绝权力寻租制度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