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伟人邓小平：记我为小平同志做的一点事

邓小平是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他面对复杂局面以开放促改革的睿智与前瞻，果决与坚定为国家与民族赢得了新生。本文摘自2017年2月19日微信公众号周说，作者周志兴，原题为《怀念小平：他理所当然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尊敬》。

他理所当然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尊敬

邓小平对于中国的贡献，应当用得上这样四个字：“彪炳史册”。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邓小平强力推进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推向深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历史伟人，他理所当然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尊敬。

1998年1月，邓小平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有一次摄影展览，题目是《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这是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为父亲摄影作品的展览，我参与了这次展览的筹备。开幕这天，邓家三姐妹，邓林、邓楠、邓榕都来了，当邓榕的婆婆进入贵宾厅时，邓榕向她介绍我说：这是周志兴，咱们家的好多事都是他帮助做的。这话让我深受感动，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我怎么能承受这样的评价呢？确实，因为工作关系，围绕这位伟人，我做过一些事情，例如，为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作责任编辑，为12集纪录片《邓小平》做制片人，为邓林的摄影集《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作责任编辑，为中国少儿出版社写作了《邓小平的故事》一书，但是，我在从事这些工作时的付出，远远小于自己的得到。

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故事

1980年9月，我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在刘少奇研究组一呆就是7年，开始是编辑刘少奇选集，之后是撰写刘少奇年谱。作为一个初入门者，这七年等于是在上学。

1987年4月，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文献出版社。记得批复的日期是4月15日，签字的应当是邓力群。文献研究室抽调了秘书处的一位老处长李庚奇来筹办出版社，他是中央办公厅的老人，在周总理办公室长期工作，当时已经57岁了。他不知搭上了哪根神经，从文献研究室的近两百号人里，挑了我来帮他。

出的第一本书是《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小册子，总共只有两个印张，但是开机就印了一百多万册，这本书赚了20多万块钱，算是初战告捷吧。

而第一本有影响的奠定了出版社经济基础的是大型画册《邓小平》。

其实，这本画册在出版社没有成立时就开始编辑了，主要功臣是杨绍明。绍明是杨尚昆的公子，1942年出生的他当时只有45岁，他刚刚从新华社摄影部调到文献研究室，在邓小平研究组工作。那时的杨绍明，还有着青春活力，组里有同事搬家，我看他卖力地往五楼上扛家具，真的感动了好一会。当时邓组的组长汪作玲以及邓组的周立平、冷溶、龙平平等，都为这本画册除了不少力。

杨绍明因为和邓家关系密切，出入邓家如履平地，所以拍了许多邓小平的照片，编邓小平画册时，他提供的照片大都是非常生动的居家照片。后来跟他熟了，我开玩笑说，你的照片好不说明技术好，第一是你的相机好，第二是你有机会，第三是你洗照片不要钱。

一次他说，到小平家去，老爷子正在看报，脚丫光着放在凳子上。绍明取出相机，说老爷子照一张，小平说，那我得穿上袜子去，绍明连连摆手：不用不用，就这样好。于是留下了一个生动瞬间。

还有一次，他拍下了一张小平正在读书的照片，地点好像是在北戴河。很多人知道这张照片，都说小平同志在认真学习。我问过绍明，老爷子看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古龙的武打小说。

很多照片很珍贵，有些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有些则展示了邓小平的家居生活。为了确保印刷质量，这本画册是在香港的凸版印刷制作的。邓小平在晚年时，曾经深情表示，希望到回归后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在十年前，他的许多照片就到了香港。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制作等手段，只能是用原图扫描，修版后再制版，随时要和原图比对，所以，这些照片的原版都运到了香港。工厂为了保证照片的安全，特地在车间里焊了一个硕大的铁笼子，每天收工时，把照片都锁在这个铁笼子里，工人们也都非常重视这本画册的制作。

1988年，杨绍明特意带我到香港看画册的印刷。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也算是第一次到境外，还领到了500元置装费，到北京的红都做了一套西服。记得穿上这套西服到香港光大，王光英见到我第一句话是：别看你穿了一套西服，一看你就是共产党的干部。

这本画册，是邓小平生前看过的唯一一本《邓小平画册》，这是毛毛拿着给他看的，我也见到他在这本画册上的签名，字体还是遒劲有力的。那时，他83岁。

画册非常精致，照片也非常精彩。但是，怎么把画册卖出去还能收回钱来呢？

一本大八开铜版纸画册，300多个页码，要卖多少钱呢？当时，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亲自兼任出版社社长，一个正部级兼任一个正局级，也算是奇观。可是当时我们都不觉得怪。李琦可不是挂名的，为了定价，他和我们或者在机关开会，或者到人民出版社取经，用了整整九个半天。最后的定价是，平装本45元，精装本58元。在当时算是很高的定价了，可是，和成本相比，又很便宜，因为这本画册的成本也很高。

当然，主要原因是这本画册是由一个港商赞助印制的，我们不太考虑成本，所以拍脑瓜印了7万册。但是新华书店系统征订情况很不理想，我现在记得的数字是沈阳市新华书店第一批报数是六本。

当时犯愁啊，又是不断地开会想办法。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杨尚昆，他老人家当时不但管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而且主持军队工作。他说，不要急，我可以让军队腾仓库给你们。

可是，光有地方放也不行，还是要有人买才行。

我们分析，不是没人买，而是很多人不知道。当时图书发行的体制是只允许新华书店系统一家垄断发行，而由于种种因素，人找不到书和书找不到人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就出了一个怪招，就是找各省的省委办公厅系统帮助征订。现在看，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似乎有摊派和权力寻租的嫌疑。那时看，也是不对的，是没有遵守国家有关图书发行的规定。所以，新闻出版署的刘杲副署长后来曾经专门召见我，严肃批评中央文献出版社。不过，这时候我们的画册全卖完了，甚至还加印了两批。

这就是那个怪招的作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没有腿的单位，不像中组部、中宣部甚至党史研究室，一直到县都有相应的单位，而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于是我们只能找各个省委的办公厅系统。当时我算是出版社领导层里最年轻的，正好是冬天，我自报奋勇，说，我去最冷的地方吧，就去了东三省。我那时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副主任也是刚刚提拔不久，因为我一直算是研究人员，没有行政职务。不过，临出发前，李琦同志找到我，说，你这次出去，为了方便工作，就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回来再办正式手续。我有点发愣，从一般干部，到副处、正处，好像只用了一年时间，是不是太快了？

不过，还是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北，做好了挨冻的准备，穿了了一件海军的蓝色人字呢大衣，里面满是羊毛的那种，省委的同志又不认识我，所以从辽宁到吉林，从吉林到黑龙江传递的信息都是，接一个穿皮大衣的人，似乎成了接头暗号。

成果是非常显著的，我去的东三省一共卖出了7万册邓小平画册，也就是说，第一批印刷的画册都卖光了，就在这三个省。

当然，我喝了太多的酒！

从此后，我有了一大批的东北朋友，友谊延续到了现在。几年前，我和太太去参加亚布力论坛，回来时到哈尔滨绕了一下，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前后六任秘书处的处长都出来请我吃饭，有的人已经是很大的领导了，见面还是亲的不行。太太悄悄问我，他们怎么都对你这么好？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不能一下子答上来。

广东也是一个重要的地区。画册在香港印制，广州成了画册发运的集散地。在广州军区支持下，我带了几个人，在三寓宾馆住了二十多天，往各地发运画册，闲下来就骑个自行车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转，那一段时间，把广州的路算是认熟了。有一天，我们突发奇想，听说深圳在建设特区，热闹得很，我们应当抽空去看看。怎么去呢？也是想了一个怪招，给深圳市委打电话，说我们印了一本邓小平画册，想给李灏同志送去看看。李灏是那时的市委书记，其实他也是我中学同学李绗的父亲。结果深圳方面回话很欢迎。于是我们乘火车到了深圳，市接待办副主任张国英和接待员李广建亲自到车站接我们。那时的深圳火车站，似乎还是一个工地，整个深圳，也是一个工地。现在我常常到深圳，看到今天的高楼林立，繁荣发达，总是想起1988年底的深圳。

时间流走了，城市变样了，我和张国英的友谊，却延续到了现在。

几次加印，《邓小平画册》一共印刷了12万册，也给中央文献出版社带来了极好的经济效益。杨绍明力主把港商资助的经费还了回去，还在香港买了一辆30座的考斯特，一辆丰田面包车，草创阶段的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下子鸟枪换炮了。

遗憾的是，我手头现在一本邓小平画册也没有了。

记《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出版

1993年这一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我们出了一本《毛泽东画册》，是周恩来诞辰95周年，我们出了一本《周恩来画册》，同时还出版了一本《邓小平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几本书，影响都非常大，同时经济效益也非常好。

但是，这一年最有影响的书是《我的父亲邓小平》。

记得是春天，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找到我，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写了一本他父亲的传记，希望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李琦对我加重语气说，这本书，你谁也不要给，你自己来做责任编辑。我当然知道这是李琦同志的好意，他希望我能够做好这本书，在自己的履历上增加些光彩。但是，我当时在负责中央文献出版社的行政和经营，实在没有时间。再就是，说句良心话，我的水平也不够。

好在这本书的分量，李琦心里清楚，他指定了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力平同志负责审读。力平是位老同志，有水平，为人谦和，很有威望。为了保险，我还找了一位特约编辑，就是邓小平研究组的冷溶，现在，冷溶已经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把手了。

这件事确定下来后，毛毛派来了她的一个朋友算是联系人。说来也巧，这位联系人叫丛军，但是我记得她叫陈姗姗，她是我在北外附校的学姐，我进入北外附校读初一英语班时，她是初三英语班，我还记得她。那时，常常穿一身洗的掉了颜色的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圆脸戴眼镜，短发齐耳。有她来做我和毛毛之间的联系人，我感觉到轻松很多。

丛军和我联系上不久，就送了我一本厚厚的英文书，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虹》，我说，我怎么看的了英文原著？她看看我，说，外语附校白上了？她哪里知道，我在外语附校上过学不假，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学业，我就当兵去了，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

这算是个插曲。

其实，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是文字的修订，史实的核对等常规操作，无非是因为这本书太重要了，我们格外重视而已。而这本书的底子非常好，毛毛的文笔好，也用了心，所以，编辑起来非常顺利。

值得记录的是一些花絮。

先是书名。开始一直定不下来，我建议就叫《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其实也同意，而且她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还有些顾虑。一次，站在李琦同志的办公室门口，顺便说一句，中央文献研究室用的是林彪的宅子，李琦的办公室原来是林立衡的房子。站在门口，毛毛问我，要是我的哥哥姐姐们说，怎么是你的父亲呢？是我们的父亲，怎么办？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也可以说，我的父亲邓小平，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

书名就这么定下来了。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张锡媛，死于难产；第二任妻子是金维映，离异后改嫁李维汉。第三任妻子是卓琳。这几次婚姻，在这本书上都有记载。因为金维映后来去了苏联，留下的资料很少，所以，有一天毛毛给我一张照片，很高兴的说，从金维映的家乡浙江找到一张她的照片，可以放在书上。照片很小，但是可以看出来，还是很漂亮的。过了一天，毛毛找我，说是要把照片收回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要是李铁映来问我，为什么把我妈妈的照片放在你爸爸的书上，我怎么回答？

毛毛是个幽默的人，好开玩笑，但是这次，她似乎开玩笑，说的又很认真。

《我的父亲邓小平》是1993年的9月出版的，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发式，叶帅罗帅等许多开国元勋的遗孀和后人都到了现场，小平的家人也都来了。记得一个细节：一个司机拿着一本书找卓琳签字，卓琳接过书和笔，一面说：“就我这笔猪字”，一面爽快地签了字。我看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一个司机这样无距离的说话，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这本书特别的火爆，很多书商拿着钱等在出版社，读者们等在书店，很快就开机印了百万册。这时候，盗版出现了。

说起来很戏剧性。当时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山东荣成买了一块地盖度假村，我和附近的一家小印刷厂的人认识了，这家厂知道我在做这本书，就打电话给我，希望分印，我一口拒绝了，说，你们那幺小的一个厂，怎么能够印这么重要的书呢？没想到过几天他们又来了电话，说，你不让我们印，我们旁边有一个厂，比我们还小呢，也在印这本书！我说，不可能，你去他们厂里拿印好的封面给我寄过！很快，我收到了这家印刷厂盗印的封面。这属于抓了现行。

其实，当时盗印这本书的厂家不少，我收集了十几个版本的盗版书，山东这家厂是运气太差，撞到了枪口上。

我们决定打官司，毛毛还给我写了一个授权，授权我代表她来处理类似的事情。山东的案子因为很清楚，很快结案，印刷厂赔了六万块钱，毛毛把这笔钱捐给了青基会，并指定说要给沂蒙山区的贫困学生。余下的案子，毛毛表示不要再追究了，她觉得，自己和那些盗版的小印刷厂去打官司，总有一点倚强凌弱的感觉。她说，我们打一个官司，表示我们对盗版的反对，就行了，不再去纠缠这个事情了。

站在毛毛的角度看，这也是有道理的。

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专门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来采访了我，就是谈这本书的盗版。记得播出的第二天，我到商务部去拜访当时的部长吴仪，谈12集电视片《邓小平》的拍摄，吴仪见到我第一句话居然是：我见过你！把我说愣了。她接着说，昨天晚上的焦点访谈！

我才知道，居然我这么容易被人记住。

这本书在海外也引起极大的关注。中央文献出版社是取得了中文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的版权，繁体字版先后在台湾和香港出版，都有点戏剧性。

台湾地球出版社的老板叫魏成光，这是个很有魄力的人。他在台北重庆路上有很大的书店，他在书店里准备了许多带轱辘的大袋子，买书多的人他就发一个大袋子，书也是极便宜，似乎同行们颇有微词。这个不说它，他听说了这本书，就到了北京，找到中央文献出版社一问，我去了香港，他转身就到了香港，找到我，这个精神就感动了我。后来，他得到了这本书的台湾版权，第一版印了5万册，在台湾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记得当时台湾的领导人李登辉还因此接见过魏成光。不过，据说魏老板的生意后来没有做好，祝愿他早日恢复元气。

香港的版本给了三联书店。当时三联的负责人叫赵斌，原来是上海市出版局的领导。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底细，以为是个港人，要当外宾对待。所以，他到北京来，毛毛和丛军都出面了，穿的要比一般情况正式，特别是穿凉鞋还穿上了袜子，而平时她们是光脚穿凉鞋的。没想到一见赵斌大呼后悔，这位来自香港的赵总剃着平头，脚蹬一双解放球鞋，就算放在大陆，也不算是洋派人。毛毛说，早知道，我们还穿袜子干什么！

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几个有心人的关注，他们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几位著名电视人，刘孝礼、汪恒、张华等，他们敏锐地感到，应当拍一部电视片《邓小平》，而这个时候，他们正在为毛泽东100周年诞辰拍摄12集纪录片《毛泽东》。他们觉得，应当以这本书为蓝本，也拍摄一部12集电视片。

这样，一个新的任务，又摆在我的面前。

纪录片《邓小平》前前后后

《我的父亲邓小平》出版后，央视军事部的汪恒和张华找到我，希望能够做一个12集的纪录片《邓小平》。这时，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已经做得风生水起，除了出版图书，我还力主成立了一个音像制作中心，当时，这个执照还是不好拿的。没想到的是，这个音像中心一成立，就来了一个大活儿。

和央视的第一次交流记得是在梅地亚中心，我是和音像中心的主任张宁一起去的。这时，我已经是出版社的副社长了，当时还是很年轻的司局级干部，颇有些踌躇满志。

因为是意向，所以没有费多少口舌，反正要经过文献研究室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而且我知道，央视军事部是国内顶尖的纪录片拍摄机构，他们制作的《望长城》和《毛泽东》，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我当时只是有一点点担心，按照惯例，尚在世的领导人没有拍摄纪录片的先例，这也许是一个难关。当然，主要的还要经过家属同意。

那次沟通，印象深的是汪恒开车送我们，那是一辆米色的丰田旅行轿车，羡慕得我不行，心想，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样一辆车啊！其实，那时中央文献出版社已经有了一辆桑塔纳轿车，算是很不错的了，只是人心总是有点贪。

要做这件事情，首先要家属首肯。恰好这时候《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还在收尾阶段，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当时她大名还是萧榕，这个名字，是她在驻美使馆工作时用的，那时还常有接触，就找了一个机会和她探讨这件事情。没想到，她没有反对。算是过了一关。

其次，还要有钱，谁来出这个拍摄费用呢？央视军事部似乎胸有成竹，他们说，有一个朋友在做生意，他们愿意出钱。是谁呢？

这天，刘孝礼主任和张华约了一个饭局，在首都宾馆的日本料理，我见到了刘长乐和崔强。原来，军事部说的出钱的人就是刘长乐。

刘长乐和崔强都是1951年生，都是身材魁梧的汉子，军旅生涯的痕迹还很重。他们原本就是当兵的，在部队的最后工作岗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这个部门和央视军事部算是兄弟单位，都隶属于总政，所以他们和刘孝礼很熟。转业下海后，刘长乐在香港注册了一个乐天发展有限公司，拍摄《邓小平》，就是由这个公司来出钱。预计是投1000万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当时，刘长乐的公司就在首都宾馆旁边的紫金宾馆租了一座小楼办公，没有想到的是，从这次见面开始，我和刘长乐、崔强整整打了十年的交道，从一起拍《邓小平》，到后来我加盟凤凰卫视，成了刘长乐麾下一员。从做柯受良“飞跃黄河”的现场总指挥开始，到负责凤凰卫视的国内公关，到创办凤凰周刊，再到管理凤凰网，我在凤凰卫视呆了七年。

有了小平家属的态度，又有了钱，我向文献研究室领导汇报的腰杆就硬了。

很快就和广电部达成了协议，成立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广播电影电视部两家合作的《邓小平》摄制组，当然，主导权在文献这边。具体的分工是这样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这边的领导是主任逄先知亲自抓，主创人员主要是邓组，总撰稿明确了是冷溶和陈晋，我是制片人。央视那边由副台长沈纪负责，总编导是刘孝礼，执行总编导是汪恒，制片人是李东生，就是最后岗位是中宣部副部长（编按：李东生担任的最后职务应为公安部副部长）的那位。当时我对他印象很好，豪爽、仗义，酒品好，怎么也没料到他最后的结局。

香港乐天公司是出资方，总制片人是刘长乐，制片人是崔强。

三方组成了一个摄制组，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

只是有一句话，我当时没有在意，后来铸成了一个错误，不大，也不小。

大逄，这是我们平常对逄先知的称呼，因为他个子大，当然，也是一种尊称，因为他做过毛泽东的秘书，文革中在秦城监狱住了八年，是个有水平也正派的领导。他对我说，向关根同志汇报过了，他同意，只是不要张扬，要悄悄地进行。

我没有非常重视这句话。

1994年的1月4日到5日，春节前的北京很冷了，但是《邓小平》剧组却热得很，主创人员集中在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培训中心里，进行了两天的讨论，主要是研究架构，讨论重点，并且分工。参与撰稿人员都是了解邓小平又对中共党史有研究的人，而编导则是在军队系统调集的一流人才。

我现在手里还保存着当年的文件，在拍摄初步构想中，有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创作时，我们特别突出表现了毛的个人特征，而《邓小平》创作则要以邓的政治生涯为主要创作线索。如果说毛是中华民族摆脱苦难，邓则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邓的探索和其思想的发展将是我们重点要反映的，要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深刻的阐述和表现。”

“邓在早期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东西方的文明造就了这一伟人。因此，要着眼于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也属于整个世界。”

《邓小平》这部纪录片，后来也是按照这个基调拍摄的。

至于拍摄人员，当时安排了武警部队的褚嘉骅、济南军区的徐海婴和央视的陈晓卿、华越、张华等人。

拍摄的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先是调人。军队的人好办，拍邓小平，这是大事，军队的组织系统一说就可以，就是调赵群力费了些劲。

赵群力那时是甘肃电视台副台长，他也是刘长乐的发小，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国内顶尖的航拍高手。我还是靠着当年发行《邓小平画册》时和甘肃省委办公厅结下的交情，通过他们找了省委宣传部长，把一个省台副台长愣是调到《邓小平》剧组当了一个航拍摄像。

群力这个人，身上很多故事。平时，他对很多事情都不在意，你和他说什么，哪怕是很重要的事情，他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但是只要一说到航拍，一说到飞机，他的眼睛立刻就放出光来。记得拍摄百色起义这段时，在百色当地的一个硕大的山洞里，群力开着飞机拍摄，结果出了事故，好在有惊无险。但是，当时我们心里就隐隐有这样的想法，按照群力这个一上天就忘了自己的做派，他早晚要出问题在航拍上。果然，后来他在浙江温州航拍时，飞机刮在山上的一根高压线上，他牺牲了。

这是后话了。

除了调人，还有前期的物质准备。刘长乐利用香港公司的优势，从海外进口了一批二手车，我到海关总署办理了海关监管的手续，就是为拍摄而进口，但是拍摄完毕再退回海外。那时候正好我和海关总署因为邓小平画册的海外事宜有一些联系，事情办得也顺利。

剧组的办公地点就在北极寺干休所租了一套军职房。别的印象不深了，唯有那一大堆的方便面，和满屋子弥漫着的方便面味道，似乎还在我脑子里。

拍摄这部片子时，我还有一个任务是协调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的关系。

这两个单位，都是大牌，但是性质不一样。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的一个部级单位，权威、严肃，正襟危坐，工作人员大都一板一眼地工作和生活。而中央电视台，是顶级的新闻单位，也是个副部级，而编导人员多了一些开放和灵动。两批人在一个锅里抡马勺，难免磕磕碰碰。但是，拍摄过程中，总算是没有大的矛盾。

去年，是《邓小平》剧组成立二十周年，我请当年的创作人员到杉园共识堂小聚，二十年的光阴，足以把白发染黑，当当年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相会，还是说不出的激动。尤其让我震惊的是，张华居然从包里摸出了一枚铜章，正是当年摄制组的公章，他居然保存了下来。

我对张华说，这是可以进博物馆的啊！

这枚图章，勾起我的一段回想。

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大逄叮嘱的那句话引发的问题。

1994年春节前，邓小平剧组完成了拍摄提纲的创作，准备先给小平家属看。我给毛毛打电话约时间，她说，他们都在陪老爷子在上海过年，约我们到上海面谈。她说，我和上海市委打招呼，他们会关照你们的。

我们为了郑重，特别准备了剧组介绍信，盖的就是张华保存的那枚铜章，还印了名片。到了上海，果真受到了热情接待，我们也认真地呈上了介绍信和名片。接下来就是见毛毛，给她邓小平纪录片的拍摄提纲。毛毛说，晚上请你们吃大闸蟹吧，也不用上饭店，省点钱，就到朋友的公司去吃。

那天晚饭，我用力吃了三只大闸蟹，因为剧组进展还顺利，似乎要奖赏一下自己。

乐极生悲就是这个道理。回到北京，大逄找我，批评说，你们怎么搞得，不是说要低调，悄悄拍摄吗？怎么你们又是介绍信又是名片的！原来，我们给上海市委的介绍信和名片都到了丁关根的手里。他们也没有恶意，只是询问，中央知道这件事情吗？

关根同志也不高兴了，追问下来。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小平年事已高，他的健康会影响国内甚至国际的形势，也会影响股市。而大张旗鼓地拍摄他的传记纪录片，也许会引起不好的联想。

只是，我想不出来，又要拍片子，又不能声张，怎么做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钱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把过程再次原原本本向大逄汇报了，也汇报了刘长乐的身份背景，大逄倒是表示了解和理解，但是他告诉我，关根同志说了这样一句话：拍邓小平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中央电视台拿不出钱来吗？

重新落实经费，又要处理前面遗留的问题，比如，怎么解决刘长乐公司的前期投入？后来，明确了把《邓小平》的海外版权给了刘长乐的公司。其实，这个时候，刘长乐已经萌生了自己办一个电视台的想法，凤凰卫视的孕育，应当就在此时。

剧组几乎停工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是煎熬。

这之后不久，因为种种原因，我不再参与《邓小平》剧组的管理，不过这个时候，拍摄也走上了轨道。

再后来，我加入了凤凰卫视，只是远远地关注《邓小平》的创作。其实拍摄早已基本完成，就是等待播出的时机。

12集纪录片《邓小平》的播出，大约是在邓小平去世前一个多月，那时候，我正在筹备柯受良驾车飞跃黄河的活动，每天都在不停的奔波和忙乱之中，我只是知道，演职员名单里已经没有了我的名字，倒是给我发了一笔稿费。

多少钱呢？2000元。不过，拍摄邓小平纪录片的经历，价值超过两个亿也不止。

向抓住先机者致敬

2015年5月9日，影片《旋风九日》在杉园共识堂举行了高端的观影座谈会，这部定于5月5日公映的电影先期在共识堂放映，主要是为了让对那段历史有研究的学者们能够给观众作出提示。《旋风九日》是讲述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纪录片。尽管制作者用这九天中发生过的暗杀威胁为噱头吸引观众，但是，我注意的，还是邓小平这次访美为打开中美合作的大门而进行的努力。邓小平和卡特、布热津斯基等人在这九天的时间里，基本上扫除了过去三十年横在中美之间的障碍，从此，中国的改革插上了开放的翅膀。

先机就是这样被抓住了。

曾经有人说过，改革开放尽管是一个词组，但是，排在后面的开放，也许比改革还要重要，因为没有开放，谈不上改革。

在我心目中，这两者同样重要，互为依托，缺一不可。

2015年5月19日，我随环球网组织的网络名人团访问越南，在越南引进外资最为突出的平阳省的越南新加坡工业园区，我向新加坡的投资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在中国也有投资，依你看，中国和越南有什么不同？

这位投资者说，中国因为起步早，现在主要是吸引高科技含量的产业，而越南，现在还在吸引中低端的产业。

简单几句话的回答，只是讲了两国之间吸引投资的一个差别，但是，我突然想到了《旋风九日》，想到了这个词：先机。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也曾短暂地徘徊过，坚持“两个凡是”就是徘徊的标志。幸运的是，这种徘徊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了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道路。就在这之后，邓小平作为实际的掌舵人，到了日本，到了美国，这是两个在世界上经济和科技都排在前列而对中国并不友好的国家。邓小平此时已经75岁高龄，但是他用自己的见识，用自己的胸怀，用自己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大门就要打开了。

正如邓小平在日本乘坐新干线时所说的，速度快的像是推着自己走，他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速度。

大门一旦打开，中国的发展就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当然，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先是在土地、税收等等方面给了外资以极大的优惠，引进的许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的还是污染严重的企业，这是没的选择的事情，因为中国迫切需要起飞，百姓迫切需要就业，需要赚钱。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的开放，从引进外资，到引进技术，到引进管理，产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我想，如果中国在结束文革后，还在争论，还在长期徘徊，那么，先机就会丧失。

其实，越南是1986年开始革新开放的，比我们只是晚了几年而已。机会稍纵即逝，也许，如果历史稍稍和我们开个玩笑，我们就可能落在越南后面。

现在，中国发展了，可以站下来对前面的事情评头品足了，于是，有人就说，当年的改革开放，埋下了很多恶果，例如贪腐，例如贫富悬殊，例如环境污染，等等。甚至有人开始质疑当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我认为，当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不准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也许中国还在吃大锅饭，一起过穷日子。不能把今天的问题全部推到前人的身上，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向抓住先机的前人致敬，而不是把几十年洗澡洗下来的脏水泼到前人身上。

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不要对前人做，因为，我们也将会成为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