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团听证会 各方激辩救国团是否附随组织

台湾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今（24）日就“救国团”是否为中国国民党附随组织举行听证会，听证会中党产会与救国团的代表双方就救国团否曾为国民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且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国民党实质控制之附随组织而展开激辩。

救国团代表律师刘昌坪指出，内政部已在2016年3月发函澄清救国团非附随组织。而国民党行管会主委邱大展以国民党证人身分出席听证会，邱大展表示他已翻了国民党的财务报表和人事资料，仍找不到任何跟救国团有瓜葛的资料。

但“救国团”其实1952年成立的最初原名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由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担任首位主任，由当时的总统蒋中正兼任团长，蒋经国一直保有主任职衔至1973年，当时为带有中央政府官方色彩的政治性组织，1969年脱离国防部，虽然改名改制，但救国团在全台各地设有服务中心等单位与办公处所，甚至过去在台北市中心有“台北学苑”等提供学生住宿的宿舍（现已拆除准备改建），也因为这些渊源而遭到党产会的调查。但邱大展则表示，若党产会认为国民党在1952年对救国团有一部分影响，即蒋经国的指示下成立，但救国团成立至今60几年内若有一次影响，是否就算附随组织？邱大展反指顾立雄和杨伟中曾是国民党员，而曾任国民党发言人的杨伟中修理国民党更多，是否有对国民党比较好？

邱大展也批评党产会因行政院、立法院没办法监督，实质上是滥权，因党产会不依国民党要求调查李登辉时期成立的台湾综合院。

出席听证会的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曾建元教授指出，救国团源自于共产党，而救国团是由曾为苏共党员的蒋经国带入改造国民党，其设计理念上继承共产主义的社会控制。

曾建元指出，虽救国团设在国防部下，但实质上曾受国民党控制，因此应关注救国团在1989年登记为社会团体前，财产究竟如何取得？是否有把应付出的对价给中华民国政府而非国民党？很可惜党产会与救国团都没说明。

曾建元也指出，他肯定救国团在青年服务上的贡献，因他大学时期曾任救国团观云站服务员，但后来被告知因他非不国民党员，因此不能担任这工作而离开救国团。

政大历史系教授、二二八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说，以历史脉络看，过去党国不分，以党领政，救国团是国民党因应需成立的校园青年组织，国民党运作让救国团从政府拿到资源，时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就曾因拒编预算给救国团，而与蒋经国冲突。应思考救国团取得的国家资源，该如何返还国家。薛化元教授建议党产会不用证明说组织拿到多少资源，因当时多数组织也难拿到，应证明党政对救国团运作的影响，而救国团能在1969从国防部移走，本质上就是蒋经国领导的影响力。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立文指出，党产会调查报告有一半篇幅谈救国团成立前筹备情况，陈立文主张应应谈的是救国团从1952年成立开始，有无受到国民党实质控制，而非成立前国民党的想法。陈立文进一步指出，国民党中改会将通过的救国团筹组原则送到行政院，但行政院回复函文中华仅提及救国团隶属国防部，并删除中改会提出的“国民党以党团方式领导、选拔本党优秀同志担任干部”等字眼，因此她认为救国团实际运作一直是经行政院体系，没经过国民党，应让史料说话，而非以现在的观点以古非今。

台北市立大学社会暨公共事务学系兼任教授黄德福认为，救国团干部依组织章程选出，而不是国民党派任，李登辉曾于1999年本想安排女婿赖国洲出任救国团主任，但没成功，黄德福也强调部分救国团县市团部主委、副主委等干部，不乏由民主进步党政治人物担任，如党产会发言人施锦芳曾任救国团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处长。

党产会发言人施景芳则回应她较关注土地资产，指出救国团在1989年取得法人地位，而这之前取得土地资产，当时的救国团不具法人单位却取得资产应是无效，施景芳主张最终回归到财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