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谋杀了社会的公共性？

利己主义的精致化有着“迷人”的外表，社会中向上攀援的各阶层都会被它吸引，因为它在形态上多展现出道德者和理想者的气质，其群体似乎深谙社会发展规律，并懂得利用规则尽可能地做到趋利避害，以一种“精英”气质居高临下地向“后进”者发放成功学传单。

当资本的逻辑渗透到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一切都以市场为导向，一切价值都被商品价值统摄，人也就成了“经纪人”，也就成了商品，在这个时候思索社会公共性的意义似乎可笑。

公共性的“可笑”之处在于，很多人都认为它的实现也许并不能使自己生活得更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制约自身利益理想的实现，这些人把公共性的建立全然托责于政府和国家，媒体工作者的疾呼被他们视为无意义的呻吟，他们会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参与到中国发展的叙事中，为什么要关心他者，认为为了发展牺牲掉部分权利是正常的也是必由之路。

关键点在于这些人并不都是浅薄者和虚妄者，他们的见识和眼界甚至会高于对公共性有追索的群体，只是他们更享受部落化、家庭化、原子化的生存模式，至于公共空间、公共精神、公共文化，包括公平和正义，他们更愿意用旅游心态去观摩而非浸入。

当我们觉得现在的生活大体平顺，家庭安乐之时为什么要去关注公共事业？答案很简单，因为公共事业的每层内涵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比如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这些直接关乎人生命质量的要素需要公共性的介入与维护。

公共性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是概念化的谈论，它就是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喝的每一口水，甚至是我们转瞬即逝的一个念头。而在中国社会，人们对公共性的关注和讨论却呈现出一种扭曲的状态：真正有能力在公共事业上作出贡献的群体选择逃离，读名校、出国、移民、买进口奶粉等等都是逃离，而关注公共性的群体多是没有能力作出改变的，而他们的不满和怨恨更多的指向无法获得逃离的资格，而非提升公共事业本身，也就是说，很可能我们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努力成为一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意义在于安全，没人会用道德卡尺去衡量你的行为，因为精致的外表包含了学历、智识、才艺、颜值，在法律和社会规则内，这类人享有对道德的解释权。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看这种现象，我们会很容易把它看做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对立，看成是个人与集体、效率与公平的对立，这种想法是合理的，但也是粗糙的。

把自由主义简单地看成是对经济效率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是有违自由主义精神的，最起码违背了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初衷，自由主义虽然把自由放在优先位置，但是它也在追求平等、权力、公共福利等价值，而且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都承认了某种形态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并在这些立场的基础上解决内部问题。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屏蔽掉了自由主义的其它内涵，也并没有对利己主义本身作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思考。前不久，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观点，他主张禁止自由思维，呼吁政府对公民思想进行全面管制，禁止思考社会议题，认为这样才能让中国走向和谐，这可以视作这可以视作利己主义的极端精致化，这种极端精致化表现为以公共姿态来全面禁止扼杀公共性，以公平的名义来消解公平的概念，是极端残忍和变态的扭曲心理，如果这种思想能够确立，那么大学以及所有学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社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安全且自信的，公共性的缺失可以通过逃离去弥补，但不愿看到的是这一群体演变成为公共性的代言人，以少数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击溃社会大众对公共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但事实上，他们与公共性具有天然的联系，成为公共性的仆人也许更有助于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