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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立两难深改过半 习近平如何答卷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乘车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现在的北京)。路上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进京‘赶考’去”。“进京赶考”对中共来说是一段耳熟能详的历史记录,它不仅是中共走向历史舞台、统治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共亟待领导人都要经受重大考验叫做“赶考”的由来。

从建政至今,中共以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有三次决定历史转折与走向的“赶考”,三份答卷考题不同,但宗旨相承:1949年毛泽东进京实现中共领导中国、1979年邓小平改革开放让中国摆脱贫困、2013年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欲实现民族复兴。

如今毛邓的答卷已经由历史和现实给出了定论,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决议推出以及深改小组成立亦均历经三年多。在习近平第一任期即将结束,第二任期行将开始的2017年,全面深化改革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期中考答卷?

习的试卷

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到河北省西柏坡调研,他在同当地县乡村等基层官员和民众座谈时这样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西柏坡对于中共有着特殊的意义(图源:VCG)

西柏坡对于中共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共中央曾在此组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也是中共所称“新中国”的摇篮,但是西柏坡并非习近平上任后的首个出巡地点。

在此之前的2012年12月7月,习近平奔赴自己担任中共总书记后的离京巡视第一站——深圳,在其后五天的行程中。习近平多次释放“力推改革坚持开放”的信号,并形容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因为其路线和20年前(1992年)邓小平南巡路线中的广东段大致相同,所以习近平此次出访又被称为“新南巡”,外界更认为习近平的此次出巡意味着他(习)有意把改革作为首要任务,改革就是习近平将要面对的答卷。

破立两难

邓小平开启的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的风险和挑战。到了习近平执政,中国不仅正处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跃进的关键期,还处在执政党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期,也处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国际国内矛盾凸显期。

对此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一段300多字的表述:“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正如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与他弟弟邓垦谈话时说:“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也如2014年2月7日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自己所称“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所以,不同于邓小平当初的改革开放主要难点在破——破除文革遗留的斗争思维,破除当时严重左倾的思想束缚。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则是既要破又要立——既要打破中共内部普遍存在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僵化状态,思考如何突破以行政权力和腐败行为构筑起来的利益集团堡垒问题,又要面对与经济发展不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思考如何重新利益分配、凝聚社会共识以推进改革,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年盘点

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拿出了自己的政治决断。他在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说:“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即着手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可见中共这一届领导班子刚成立,就已经就全面深化改革开始商讨并达成共识,并且还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组)”,“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成立深改组(图源:Reuters/VCG)

2013年12月30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成立深改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并提出由习近平担任组长。这也是除十八大报告起草小组组长之外,习近平担任的第一个小组组长。

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深改组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等。自此,全面深改进入正式施工期。自从2014年2月28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之后,三年来深改组基本保持每月一会,至今已经召开32次会议:其中2014年召开8次会议,2015年召开11次,2016年召开12次……每次会议都由习近平主持并发表讲话。

从习近平第一任期的几次中共全会的节奏看,三中、四中全会让“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姊妹篇,五中全会为“十三五”谋篇布局,六中全会“习核心”正式成立并宣布“从严治党”。由此,深改组也随着四次全会确定的不同改革任务运转,32次会议通过220个文件,从司法、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部署了很多中国重大改革。

从深改组各次会议的议程看,2014年的深改组会议大多是“总体设计”,通过了一系列工作方案和改革方案。2015年开始逐步在会议上处理跨部门跨区域重大改革问题,如第20次会议同意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11省份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等4项改革试点。

2016年是在完善改革框架之后,进一步启动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督促落实功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第20次深改小组会议上强调的一样:“全面深化改革头3年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3年,今年要力争把改革的主体框架搭建起来”。同一年8月30日,深改组第27次会议对改革进行了中期评估:全面深化改革实施进展顺利,各领域标志性、支柱性改革任务基本上已经推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框架正在逐步确立。之后,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深改组从设计、组织向执行层面倾注了更多关注。

改革新考

2017年2月6日深改组第32次会议召开,习近平主持会议。这是习近平中国农历丁酉新年首次公开活动。这次会议上,最为外界关注的是习近平喊话“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习近平的改革仍然在路上(图源:VCG)

这并非习近平第一次对党政主要负责官员提要求。但是这次的相关要求首次上到新华社通稿主标题中——“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抓改革扑下身子抓落实”。这是中共党政一把手版的“撸起袖子加油干”,也是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在中国改革,究竟有多难?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鲁迅曾经戏言:在中国,就是搬动一张桌子,也是要流血的。所以在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之后,能否凝聚改革共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成功由设计转到执行的关键。

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曾向党内官员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学者黄苇町写的《苏共亡党20年祭》,另一本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者全面反思了苏共为何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新思维改革后,反而迅速瓦解崩溃的原因。后者全面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皇室已经推行了若干改革措施,法国人民却而在改革的曙光出现时发动了大革命运动。托克维尔在书中问: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这样的历史性质问当然也会让中共高层陷入深思。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至今,总体而言成果很多;但因为落实需要时间,所以目前多停留在纸面上,民众获得感主要集中在司法改革领域,经济社会改革较少,这可能导致改革动力——尤其是辅助习近平操刀改革的官员系统和决定改革民心向背的民间动力不足。

所以培育壮大支持改革的群体和力量,是全面深化改革目前阶段最迫切的任务。为此,习近平不仅呼吁党政主要官员“亲力亲为抓改革扑下身子抓落实”,还在深改组第30次会议上提出“扩大改革受益面”,“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

这不仅需要中共官员在正确解读高层意图之后,将改革由口号化为行动,还需要良性的官民沟通。总之,深改过半,判分尚早,习近平的改革仍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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