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居民自述:孩子身上的枪击案毁了我生活

时薪13.5美元的我，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有着身受枪伤孩子的家庭。

2016年12月19日，布伦达·赫伦（BrendaHerron）接到的一通电话，让她心跳骤停了一下。迈克尔（Michael）——她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在照顾的一个孩子，遭受枪击。这位15岁的中学生和三个妹妹和赫伦一起住在位于芝加哥郊区杜佩奇县。但那一天，他们去城南走亲戚了。

因为圣诞期间，孩子们放假了准备去拜访亲戚——他们的祖父病得很重。三点的时候，爸爸放迈克尔去麦当劳。我在那一片长大的，但迈克尔不知道那块儿多年以来一直持续着战争。在回爸爸家的路上，一辆车停了下来。他们射了迈克尔四枪——胸上，胃上，边上两枪。

在得知枪击案后，在养老院做医护人员的赫伦跳进车，火速开往科莫儿童医院。1楼儿科创伤中心去年收治了15名遭遇枪击的儿童，都在15岁甚至还要更年幼。

我刚进来的时候，迈克尔在接受镇定剂注射，身上到处都插着管子。我在哭，孩子们也在哭。我患有偏头疼，开始呕吐。

医生告诉赫伦，迈克尔能活下来实在是幸运——他的胸骨阻止了子弹直接射入心脏。作为他的主要看护者和法定监护人，在这孩子的康复期期间，赫伦将全权负责，并提供帮助。

赫伦说，那个圣诞节，她和迈克尔的三个妹妹待在重症监护室守夜。

他在生命维持室住了大概两个星期。直到差不多过了30天左右，他才能喝水。

从赫伦住的郊区开到医院要一个小时，有时遇到堵车还要更久，开销不断地在增高。

头一个月我们每天都在家和医院之间往返。路上的花费、停车费、汽油和过路费，钱花得飞快。我们要么就在外面吃些麦当劳或是中餐馆，要么就在医院的快餐区吃。

迈克尔，15岁，于2016年年末拜访他住在芝加哥的父母和祖父时，被击中四枪。经过漫长的恢复期，他打算三月重回学校。照片由艾丽莎·舒卡（AlyssaSchukar）拍摄

对于低收入家庭，像枪击这样的突发性灾难足以摧毁本已岌岌可危的保障措施。去年，俄亥俄州一位妇女玛格丽特·史密斯（MargaretSmith）接受了采访，她十几岁的儿子在家门口遭受枪击。他活了下来，但枪击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玛格丽特失去了她的住房和工作，搬去收容所，不得不将孩子们托付到亲戚家中。

在抚养迈克尔和他三个妹妹时，赫伦已经有些勉勉强强了。同时，她也在抚养自己在奥罗拉大学上大一的女儿。而迈克尔的病情则进一步加重了她的担子。

我在养老院工作，时薪13.5美元。迈克尔被枪击后，我请了六个星期的假。我不得不一周工作60个小时甚至更多，来苟且维持生计。周末我会加班，轮班上16个小时。

这四个孩子都有学习障碍，迈克尔的一个妹妹得到了一笔735美元的残障福利。除去这笔钱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救济金之外，我没有收到国家对这三个孩子任何的现金援助。

迈克尔遭受枪击后，我的表弟发起了一次众筹。筹到9700多美元，但我不得不拿这笔钱应了急——在去医院路上吃的和在路上的花销，因为担心迈克尔的情况，一有通知我就得马上去医院，而请保姆照顾家里其他小孩子的开销。那笔钱用完了。

我刚给迈克尔买了一件新外套，但他中了枪击后，护理人员不得不把那件剪开了。上面沾了太多血，我就把那件给扔了，又买了件款式不同的。我不想因此勾起他不好的回忆。

当枪击的受害者离开医院后，通常要面对一段艰难的恢复过程。根据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家JohanYoungLee的研究，他调查了在费城遭枪击受重伤的年轻黑人的生活。他们中很多人回到了他们之前中枪的地区——还是和从前一样有着极高的犯罪率。而很多人在寻求全面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时遇到了困难。

在医院待了一个多月后，迈克尔于一月底回到了赫伦家。赫伦用了一部分众筹来的钱把他的床换成了双人床，能让他舒服点。赫伦在养老院上班时，她的母亲或是未婚夫帮忙照看孩子们。一旦下班回家后，就又忙了起来。

就像照顾一个新生儿。如果他开始疼了，我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他喂止痛药。现在他身上插着一根JP导管，会在愈合时排出伤口里面的液体。身上的绷带三天就得换一次，还要吃一种强抗生素，一天三次，以防止感染。

子弹损伤了他的腹部，所以医生不得不切除了他部分的胃和胰腺。体重骤降，也毫无食欲。现在他只能吃果冻这样软乎的食物。我们必须要给他喝Boost蛋白质奶来增重，但保险不会为此买单。你可以打折的时候买，7.99美元六瓶，但他一天就要喝三四瓶。牛奶上的开销就已经有大概300美元那么多了。

在一些选择推行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的州，枪击幸存者得以享受之前无法提供的治疗，手术和专家会诊。伊利诺伊州是自2014年以来扩大覆盖面的32个州之一。去年仅在芝加哥，枪击受害者的总数就超过了4300.这些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80%得以幸存。

虽然一些枪击受害者仍能受益于医疗保健的扩张，但该系统仍有纰漏之处。不仅要照料迈克尔的伤口、为他配给药品，赫伦还需要在保险和医疗保健官方的官僚迷宫中穿行，以确保迈克尔能得到他迫切需要的护理。

迈克尔可以走路了，但因为在病床上躺了太久，第一次回家时是弯着腰走的。他需要门诊理疗，但我们的保险非常差劲。孩子和我接受着贫困者医疗补助保险。相对于我赚的那么点钱，保费实在太高了。你不得不做出选择——是交健康保险费，还是吃饭？

医院允许他出院的时候，他们把我转诊给了一位理疗师，但我必须找确认可行并且可以承保的地方。现在我正尽我所能地给他请家庭治疗。我和他说：“你要上下楼梯十次。”有时候他会喘不过气，有时候只能走三个来回。

遭受暴力也会使年轻人学习、处事和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受到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年轻的受害者可能会出现焦虑、自闭和创伤后应激等心理问题，以及包括哮喘、高血压和药物滥用在内的慢性健康问题。情绪创伤会阻碍到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在其刺激下，会经由自己的双手做出暴力的举动。

在过去三年中，赫伦一直抚养着迈克尔和他的姐妹们，他们的父母，也就是赫伦的亲友，无力照顾这几个孩子。她说，来和她一块儿住之前，他们“活得像个吉普赛人”——勉力上学，忍饥挨饿，睡在冰冷的地方。

“他们过来和我过以后，才有了些起色。”她说。

她带他们去看医生，然后送去杜佩奇县的学校上学。

“这些孩子从吊车尾一路到了优等生。”赫伦这么说道。

迈克尔，一位优等生，现在在家度日。据赫伦说，因为现在是流感季节，而他身上仍有未愈合的伤口，医生希望他三月之前都不要返校。他可能不得不参加暑期学校来补落下的课。

枪击影响了整个家庭，使得赫伦拼命工作以维持的稳定和安全感消失殆尽。

迈克尔正在恢复，但精神方面仍有所困扰。他很紧张，没办法指认袭击者。罪犯仍逍遥法外。

你知道校车倒车时会发出“砰”的一声么？他最近听到的时候就会害怕。他甚至都不想出门，只想待在房间里。迈克尔说只要圣诞节临近，他就会想到那次枪击。他说：“这会跟我一辈子。”

这对我和孩子们来说都是一场噩梦。他们一直以来都适应得非常好，也做得很棒。但现在我所有的重心都在迈克尔身上，妹妹们在嫉妒。其中一个在学校惹了麻烦，被停学。不仅迈克尔需要接受咨询，一家人都需要咨询服务。

这件事把我整残了。这些天我一直囔囔着，我撑不住了，我得把他们送回去，把他们丢给国家，让国家去负责。但我要真的把他们送回去了，他们就会被分去四处。我心里是不会允许的。他们只剩下我了。

翻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