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刘伯承最先罢官 死后一年才获平反

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档案史册里，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垢的老帅。其实不然，2006年6月中央档案馆解密的部分中央高层领导档案显示：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人，竟然是曾被誉为一代战神、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本文摘自2007年 第4期《湘潮》， 作者黄禹康，原题为《一代“战神”刘伯承挂印罢官揭秘》。

1957年，正当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将南京军事学院打造成“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时，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场由彭德怀指挥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之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在他的错误引导下，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1年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彭德怀元帅在被“撤职”后，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我批评，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始作俑者――彭德怀。

今天，两位老帅俱己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定论。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但这并不有损他的光辉形象。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步于行伍，早年他们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国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则多了几分刚毅。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被推上“反教条主义”的风口浪尖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5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750人增至3000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增至1300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这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1956年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3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校5年多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我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向刘伯承反映：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学院对学员要求太严。但院党委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信里还说，学校里甚至出现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3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进驻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因此，学院借鉴苏联经验是多了些。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没有问题。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100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教条主义是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批评分量是很重的。

委曲求全抱病在怀仁堂作检讨

毛泽东定调后，彭德怀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指的红军时期教条主义逼死过革命同志，其实也是一场误会。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明敏捷，作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有限，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学校就不能不管了。校长何畏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事，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的，红军高级干部应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受到冲击。

斗争相当残酷。萧克遭到连续4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的老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1953年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和帽徽，关押了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了方向。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1年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的哟！”这些话，对于当时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朵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再不敢为自己辩解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屈，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唯有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后来有人传出毛泽东当时在批评彭德怀时说过的话：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到军委指示，拖着病体回到北京出席会议。在回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讨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己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协和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代写，写100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沉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因而，每当说到委屈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台下的人自然能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刘伯承检讨的本意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愈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参谋长立即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是，批斗会又接连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被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一代“战神”挂印罢官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官和学员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望着凛冽寒风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将军怆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呵！”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闲居，数十载兵戎生涯遂告结束。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徐向前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军事院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党中央在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他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的错误处分，全部撤销。总算还了刘伯承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