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秀才呼吁反左 胡绳为何惑而不解30年

从1957年开始直到1966年，是我们国家“左”的倾向发展并愈演愈烈的20年。在这20年中，对形势的发展感到困惑的，远不止胡绳一人，所以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胡绳这种“茫然”一直持续到1987年——“垂三十载”，又多了十年。本文摘自2017年3月13日八十年代微信公众号，作者徐庆全， 原题为《胡绳为何“三十而立，四十而惑”？》

胡绳先生80诞辰时，写了《八十初度》诗，还写了自寿铭。诗有“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句，铭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语。颇让人疑惑不解。

孔夫子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已经成为社会各色人等晚年追怀往事时，或调侃或认真的口头禅。为何作为大理论家的胡绳，不但说自己“四十而惑”，并且“惑而不解”达30年？

胡绳“惑而不解”是哪30年？他对老朋友郑惠有所阐释，“是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1957年到1987年这段时间（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第161页）。

李普在《悼胡绳》一文中（《炎黄春秋》2000年第12期），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认为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与胡绳80自寿的诗与铭相对照，“中间失去自我”，也大致是这30年吧？

现在，学者们喜欢提“某某人现象”。有现象，自然有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本质是什么？“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是焉。我的同事杨继绳把这三个阶段简而言之为“两头真”，可谓一语中的。就胡绳而言，也可归结到“两头真”现象之中。

胡绳是公认的“神童”。15岁时，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18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下了《新哲学的人生观》；20岁，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30岁，写了《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部著作，成为四五十年代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产生过很大影响。

其后，这位“少年早慧”、被夏衍称之为“神童”理论家，虽然仍时有著作问世，但当年那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已不复存在。在胡绳的人生历程中，就进入了“惑而不解”的阶段。对此，胡绳本人有过概括：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胡绳全书》第二卷“引言”）

从1957年开始直到1966年，是我们国家“左”的倾向发展并愈演愈烈的20年。在这20年中，对形势的发展感到困惑的，远不止胡绳一人，所以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胡绳这种“茫然”一直持续到1987年——“垂三十载”，又多了十年。

胡绳在与郑惠等人的谈话中明确地谈到，“文革”结束，对于思想理论领域的方向问题，大约到1987年他在思想上才整理清楚，而这距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差不多晚了十年。而在这十年间，胡绳差不多有好几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即使写出东西来，也给他的朋友留下这样的印象：“感到他在作文处事中那拘谨的一面大大发展了”（李普：《悼胡绳》，《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当然，这并不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历史大转变的十年期间，胡绳如同1957年到“文革”结束20年间一样，始终处于一成不变的困惑状态。诚如郑惠所说：“总的说来，他是伴随着形势发展的主流而逐步前进的。但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他仍然在大方向上有困惑不解的地方。”

现今已经“七老八十”甚至是“耆老颐寿”老前辈，在对所经历的历史有过深切思考的回忆中，大都说自己在1978年以后多了一点独立思考，少了一点盲从，却很少提到在1978年到1987年10年大转变期间所有的困惑。作为一个著名的理论家、思想家，胡绳却坦言，自己在这10中间“仍然在大方向上有困惑不解的地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不过，追溯一下这10年的历史背景，就可以理解，胡绳这样说，着实表现了他对历史的自省意识。

谈到胡绳，他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作为，一直为人所诟病。胡绳在“文革”中大部分时间是被批斗对象,住过牛棚,备受摧残。可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他开始却并不支持这场大讨论。个中最深层的原因是思想框框。1979年1月24日，胡绳在理论务虚会中谈到这一时期的认识时说：

我在反对这种说法时，自己陷入矛盾。我也认为这里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我自以为也是从实际、从政治出发来看问题的。当时在我看来，实际情况是，经过若干年的政治动乱，群众中存在着很大的思想纷乱，以为马列主义不灵了，毛泽东思想不灵了，社会主义不灵了；现在报刊上片面（当时我认为有片面性）强调实践的权威，同时说，马列也有错误，毛泽东也有错误，闸门一开，是值得担心的。现在看来，我这种担心是错误的。

胡绳还说：

我虽然对那十多年间的许多事情有许多带根本性的疑问，但没有勇气把它提出来，其实群众中已经提出许多疑问，并且努力加以解决，而我却总是担心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

胡绳没有替自己辩护洗刷,反而检讨说:“我当时思想确实糊涂,是邓力群同志给我打了招呼,才猛醒过来的。”（李慎之:《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炎黄春秋》2001年第6期）。诸如此类的检讨,胡绳自觉地进行了很多次，理论务虚会上的检讨，就有两次。这样的检讨,不是避重就轻,而是触及灵魂的。

不能小看胡绳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影响。

在我看来，正是有了这次经历,使他从此摆脱了本本和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反思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艰难地然而是坚决地找回了自我。可是，对于一位仕途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像胡绳这样具备理论洞察力的人来说，找回自我值得庆幸，可是，庆幸之余，随之而来的必然又是困惑。

胡绳在与郑惠谈到这十年的困惑时，说过这样一个例子：1985年12月，胡绳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题目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认定思想文化界的混乱现象十分严重，强调思想理论战线的首要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动摇。而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则强调，近百余年来历史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实践为依据，勇于冲破过时的论断，提出新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充实和发展。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胡耀邦对社科院汇报提纲的一些说法不以为然，很不高兴，后来这件事变得很难办，也就没有什么结果了。郑惠说，正是在此前后，胡绳说他差不多好几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

面对这种冲突,胡绳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不难，但作为一名官员，也就面临着难以选择的困惑：知识分子的立场判断使他不愿随波逐流,但党的纪律又不能违背,对此他是痛苦的。

郑惠谈到的另一件事，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一点。1987年，胡绳发表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长文，受到思想界和社会上的普遍赞扬，被誉为“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但据李慎之回忆，胡绳当年在社科院党组会上听到对他的赞扬时对李说：“其实我不过回答了一半的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胡绳这样说，当然是意味深长的。郑惠说：“这里所说的一半问题是什么？不难看出，就是指中国在按照历史的逻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之后，为什么不从容地建设新民主主义而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呢？为什么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又出现了那么多挫折和失误呢？胡绳在这篇长文中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此时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整理清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了。”即使在“慢慢把思想整理清楚”的1987年，胡绳行文中还必须有所顾忌。不过，对于胡绳来说，一旦“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识”，也就从困惑中走出来，进入到思想发展的新的阶段了。

郑惠认为，“反映胡绳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胡绳在1989年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绳一改以往的作风，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的思考。他在文章中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大问题：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二、为什么在长时期内犯“左”的错误？三、为什么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讲到经济体制改革要过商品经济关，政治体制改革要过民主政治关，讲到“社会主义的旧模式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而得到改造，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坚持不了的”。还讲到，我们应该勇于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使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各种怀疑论和否定论，马克思主义将失去其战斗力和生命力”。

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企图回到“文革”前老路上的思潮，胡绳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抱残守阙，只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权利，更谈不到扩大其影响”。

胡绳的文章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在1989年，否定改革开放、企图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去的思潮又一次掀起；一些所谓理论家又一次对改革开放挑起“姓资姓社”的喧嚣。因此，郑惠认为：“胡绳这篇文章，同这种思潮针锋相对，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新时期的路线和理论，有许多新见解，表明他确实已走出长期的思想困惑，进入‘知天命’的新境界了”。

摆脱困惑的胡绳，虽然仍是官员，甚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政协副主席，但理论上却焕发了青春。而一旦“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后，胡绳的惊人胆识也就显现出来了。他晚年探求真理的勇气和闪光的思想，则是“回归自我”后的“真”的本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