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未来之路：精英醒觉与平台转型

“未来与发展”是香港回归20年来一直在追索的流动性议题。2047已然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时刻，在香港自身结构性矛盾凸显、陆港矛盾日深的当口，香港的振拔和实现之路何在？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香港前财务司司长、CCG副主席梁锦松先生在北京进行了一场“香港新‘聚才’、‘聚才’之道”主题演讲，并与到场嘉宾、媒体交流，共为香港下一步的发展提出思考方式和解决路径。

梁锦松首先从整个世界的背景和视野来注视香港发展的大局。他用自创的“VUCA”（动荡、不明、复杂、模糊）一词来描述未来世界的图景，认为新技术、市场全球化、法定货币、普选制、人口老龄化、代际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多极化世界以及中国崛起等因素正共同作用于这一图景，而香港作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处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板块的交汇点上，自然深刻地被嵌入这一图景当中。

回望过去20年，梁锦松认为香港总体上繁荣、稳定，但GDP的增长并不等同于公民的幸福感的上升，年轻人 “上楼无望、上流困难、上位无门”，这就导致了香港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表达诉求。

梁锦松建议，下届政府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上，增加公屋供应并以期权出售，以此改善“上楼无望”；通过聚合人才和财富，以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全球高端人才，鼓励他们参与到香港的“创新、创意、创业”当中，香港仍是亚洲金融中心的最强竞争者之一，应发挥优势，与深圳、东莞、 珠海等地谋求突破性合作，两地组织专家团队，共同思考每个行业如何深入合作，改善“上流困难”；让议政团和咨询委员会吸纳更多年轻人参与政策、增加其归属感，改善“上位无门”。他还着重强调教育问题，应培养年轻人充实的学识、全民的素质和健康的价值，迎接未来的挑战。

人才和财富固然是决定香港未来成败的关键，而人才更为重要，这考验着香港的聚合智慧。但真正想要重振香港，单凭聚合可能还远远不够。

香港作为中国最开放、最自由的地区，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毋庸置疑，而本土8所高校对人才的培育也相当优质，但这些人才如何去引导和使用，以及如何在“一国两制”中解读出自身发展的未来机遇，从而心甘情愿地为两地繁荣做出贡献，这是另一个非常迫切且现实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指向仍是教育和观念，香港的精英群体如果观念上仍与大陆相抵触，让在殖民和资本的迷雾中陶醉，那么聚拢再多的人才也是形聚神散，隐患重重。

当今香港通识教育的教师群体中充斥的大量的NGO，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都是和大陆严重对立的，自幼被他们教育长大的香港年轻一代，对大陆的疏离感日渐深重。主导香港运作的是数量庞大的公务员、政客和精英团体，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认受NGO那套价值观念的。

自我矛盾的精英无法解决香港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比如阶层固化、利益分配不均，也无法始终保持自己的“世界格局”。

VUCA不是一个认知层面的语义解读，而应是实践意义上的贯通，香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精英群体虽然有着广阔的世界视野和丰富的世界履历，但当面对具体问题时，有时仍会陷入“在港言港”和“以港为中心”的思维习惯里。

正如CCG副主席王阳在会上所说，香港若想保持作为一个平台的相对独立性，应在中西方的文化、人才、金融交流上起到桥梁作用，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得天独厚，但在中国“一带一路”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香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在中美发生分歧的时候，香港也没有在中间扮演应有的角色，香港似乎在有意错过证明自身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良机。

香港的未来与发展毕竟掌握在精英群体手中，而其智识上的开放自由与行动上踌躇狭隘形成了一种悖论，这是香港精英的自我困局。在谈论香港的聚合与发展之道的同时，精英群体应当认清在多种层面上自身与大陆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层面，更应明晰大陆作为东亚经济持续重构后的地位，以及两地未来的无限机遇和可能，大陆对于香港不是备选答案，而是唯一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