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全球经济论坛聚焦中国角色及美国改革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放弃了自由贸易领导者角色，西方出现了支持中国扛起自由经济秩序捍卫者大旗的呼声。在3月上旬的中国“两会”，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输入了“正能量”，尤其强调了创新与科技对经济增量的贡献。在“反自由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应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引领角色、经济发展及改革模式呢？

3月17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北京四季酒店承办的一场全球经济论坛，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知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政府官员、金融专家和商界领袖，从科技、创新、贸易、汇率、等角度，讨论未来中国、美国及欧洲新政策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出席这次论坛的主要人员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财长、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雅各布·卢（Jacob Lew）、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Justin Lin）、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南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于品海（Yu Pun Hoi）、《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以及比利时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与政治学教授罗兰(Gérard Roland)。

全球化走退路 体系亟需“重新设计”

雅各布·卢（Jacob Lew）认为，过去十几年，美国中产阶级工人和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这不仅和贸易有关，更广泛地讲和全球化有关。当然，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劳动环境。但真正牺牲中产家庭利益的还是糟糕的经济政策和金融危机。

左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比利时经济学家罗兰、南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于品海、美国前财长雅各布·卢和清华大学教授孙哲（图源：多维新闻）

他总体上承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影响了美国国内就业，承认经济全球化没有向美国工人及家庭提供他们所期待的就业机会和待遇。但他认为，导致民粹化反噬的并非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而是普通老百姓没有真正理解自由贸易和全球化。

雅各布·卢在讨论中说：“现在的全球形势和70年前相比更稳定和和平，美国从中受益颇多。战后地缘政治和经济秩序，也使得全球经济更为安全。在这种平台，美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比如设置标准和惯例。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利益。但是，美国在（向国内）宣传全球化好处方面做得很糟糕”。

沃尔夫（Martin Wolf）是《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2000年获得大英帝国勋爵位勋章(CBE)。他提到，中国入世等一些全球化的效益已经开始耗尽，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推动力（thrust）已经减速、甚至熄火，加上一些贸易自由化关键机遇的流失，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已经开始走退路。

他说，2007年末开始世界经历了一次国际机制的深刻变化，那次经济危机凸显了一种“权力转移”的要求，而权力的转移意味着“合法性”的转移。与之相关的则是西方总体上，尤其是美国自信心的极大下滑。这种转移或过渡的结果会是什么，无人知晓，尤其当考虑到崛起大国（比如中国）和衰落国家等因素。而且，沃尔夫强调，一些衰落因素超出了自己此前的预期。

林毅夫认为，当前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思潮对中国不利。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的领导权，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和影响力大大提升。不过，中国不能学美国那样，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国的头上。中国在推动自由贸易方面应该做引领者，顺势而为。

林毅夫（左一）和斯蒂格利茨（左二）谈论贸易、科技与创新的作用（图源：多维新闻）

雅各布·卢说，在全球金融机构改革方面，世界也需要美国扮演引领作用。当然，美国要想保持其自身实力，也要确保其他国家有一席之地，在谈判桌上发言权，并遵守美国同样遵守的“共同规则”。

比利时经济学家罗兰(Gérard Roland)认为，如果欧盟能够挺过这次法德大选，这就是意味着又争取到了时间，特朗普也要执政四年，所以还是可以观望的。欧盟迎来一段时期的和平与稳定。这对于中国来说，也存在各种可能性，比如增加同欧盟的贸易。不过，从目前来看，德国内部的反欧盟势力也不是很强大。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讨论中强调，体系不好并不意味着要把它废弃，而是要进行重新改写（rewrite）。考虑到特朗普共和党人政策就是惠及富人的，斯蒂格利茨称，相对而言，自己对全球化持悲观态度。

他提到了当前全球化的问题所在。他说：“当前全球化的好处很难被共享，而领导者对全球化过程的处理手法也使得形势更为糟糕，导致工人无法得到自己应有的利益，社会公平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关键不是在于如何重新分配等问题，而是要认识到需要‘重新设计’全球化的体系”。

创新与科技带给全球经化的变革

雅各布·卢（Jacob Lew）认为，科技变革让就业出现了一些脱位，使得经济活动的回报也发生了转变，由那些劳动力提供方转向资本拥有者。资本和劳动力的输入也在依据不同的经济结构发生转变。为了满足世界经济的复杂演变，美国推动一些新的贸易协议，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一例。TPP能够提供创新手段，有助于强化劳工和环境标准，以及对国有企业行为的控制，确保公平竞争环境。

针对当前美国国内对自由及公平贸易环境的抵触情绪，雅各布·卢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变革，人们从事的职业和工作方式都有变化。但真正让美国人无法忍受的是：不能增加国内投资，确保人们获得相关职业技能和就业机会。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认为，创新并不等同于科学创造或科学发现，而是指人类行为的变化，或生产方式、过程和新产品的“求新”。也就是说，创新并非科学家才可以有，企业家也可以将一些理念进行转换，进一步应用于市场。而经济全球化在企业创新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因为创新的成功，意味着企业实现更大的市场效益。

南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于品海强调了未来全球经济体系的“竞争”元素，以及“理念创新”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

雅各布·卢和于品海交流看法（图源：多维新闻）

于品海表示，中国存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经济议程，当然也不是西方的那种“自由化”议程。未来全球经济关系将是一种“竞争”关系。30年以前，中国竞争的是廉价劳动力，后来，资本逐渐开始积累，中国竞争的是资本，而在过去十年，中国竞争的则是科技。科技就是能量（fuel）。

但于品海强调，决定未来这种竞争关系关键看“理念”（idea）。人们经常说理念、科技，但很少谈到“理念创新”，而“理念创新”恰好是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历届政府最重要元素。理念的创新，以及不同理念之间的竞争，在未来经济关系中将非常重要。

他提到，当邓小平谈到解放“解放思想”以及思维方式的解放，然后就出现了经济改革。每个人都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但很多人忘记，在那之前，邓小平谈过思维的释放，弃旧图新，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20多年前，很多人说中国无法创新，原因是中国的独裁体制。现在中国还是这个体制，但事实证明中国是可以有创新的。其中关键原因是中国的“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可以让人避免束缚于过时的思维方式。中国在这一方面做的好。

勿盲目否定中国“政府”的经济角色

于品海说，就中国而言，政府（state）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说：“当我们谈论政府的角色的时候，我认为不是简单地对企业放任不管。在中国，企业和政府的合作关系是很成功的。中国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或者说政府角色，企业的角色，都是区别于西方而独特存在的”。

总体上，于品海支持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到“财富分配对经济增长来说也算是一种动力（power）。以前中国过于注重经济增长，近几年，中国已经开始由注重经济增长而转向财富分配”。

于品海强调说：“政府的确是带来了很多不平衡，但也创造了一些益处。当人们讨论政府干预经济导致的不平衡状态，我们也应该衡量政府干预所带来的益处。我们经常讨论政治体制和民主的问题，但当西方选了自己的领导人，或任命了一些人，之后竞争就停止了。谁才是更好的领导人？谁能对经济提供更好的指引？我们应该摒弃那种盲目否定政府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做法，这种否定做法的起点就是错误的”。

特朗普政府挑战与“美国改革”

雅各布·卢称，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贸易问题或科技问题，而是在美国体制内，全球性的科技变革让美国工人难以感受到全球化的益处，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做的不够，没有让民众体会其中的益处。比如，美国的税法就未能反映当前的收入分配等问题。

他举例说：“无论是TPP辩论，还是WTO辩论，如果达成贸易协议，GDP就会增长，这样你可以向民众推销贸易协定。但现在情况不同，即便你的论点占据上风，你的推销也不会奏效，因为劳工群体不一定买账”。

沃尔夫说：“如果没有美国，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开启贸易自由化的事件”。他认为，TPP如果没有特朗普政府，存活下去的可能就很小。中国不太可能提出替代TPP的方案，欧洲则完全与此无关。中国鉴于其内部挑战，能否担起新的全球职责，目前来看尚无定论。

特朗普团队究竟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何种危险（图源：特朗普推特截图）

但是，沃尔夫认为，在完善既有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中国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尤其在全球企业管理中扮演大角色。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讨论中提到，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走退路”是一个问题，美国自身的税务政策也是“倒退的”，惠及的是顶层少数富人，美国自身的确面临不小的挑战，这不是一个文明社会该有的。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在推动全球化、让全球化运作起来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但当前所处的方向是错的。

他说：“在美国的影响下，一套机制被建立，比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过去十年IMF的改革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些机制的活力大小。现在的美国政府则在批评这些机制。但即便没有美国的参与，一些机制依然会相互融合”。

于品海说：“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很多关于中国担任负责攸关方的“要求”。但从另一方面讲，当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后，人们应该问的问题是，美国目前是一个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吗？”

他说：“在美国，并不是美国在威胁整个体系，美国体制裂口本来就存在，而且美国在思维方式上就是‘自我保护主义者’，看重自己的利益。美国人应该看到的是，特朗普当选只是一种“美国觉醒的呼唤”，真正需要改革是美国自身，而不是一味地讨论中国等国的科技改革。我当然支持中国这方面的改革。但说这种话的人总会给人一种‘他们自身不需要改革’的印象，我对此感到意外”。

于品海认为，事实上，美国自身很多方面都需要改革，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贸易政策，亦或是劳工政策。美国方面敦促中国等国改革是正确的做法，但不正确是忽略了自身的改革，这不光是指特朗普政府，奥巴马时期也是如此，比如当时美方对AIIB和TPP所持立场。美国自身真的需要新的思维方式，以及一种自我改革的意识。

具体就贸易而言，罗兰(Gérard Roland)在讨论中承认，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不稳定性时期，美国新政府就是这种“不稳定性”的来源之一，至于未来发什么，没有人知道。

沃尔夫也认为，当前没有人知道美国会做什么，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预见不会有大规模的全球自由化事件。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提出一些具有破坏性的贸易政策，或冲突性的政策。

整场讨论会，各位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前政府官员回顾了二战以来全球经济秩序的变化和挑战，尤其提到中国、美国以及欧洲部分国家过去10年、20年经济发展的经验，以此看待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但是，在呼吁或寄望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西方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模式”，尤其是“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它们是否会摒弃意识形态歧视，更多地换位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提出的一路一带等战略何时才能不被冠以“野心”标签，真正融入全球经济增长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中美欧学者继续探讨和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