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亟待一场彻底的“改革开放”

香港特首选举结果即将揭晓。虽然新任特首的政治忠诚与归属不容小觑，但更重要的，是认清香港当下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而“认清”的主体，居于首位的便是作为“内因”的香港。具体来说，不管是政治精英还是泛民群体，亦或是普罗大众，都亟需自我革新，推倒心里那堵墙。

香港怎么了？

首先是被殖民意识锁住的政治精英。诚如前文所述，作为决定700多万港人福祉、代表香港未来的精英群体，却深陷殖民地意识形态不能自拔。天真地以为，只要遵从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不变，坚持自由经济，香港便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当效率压倒公平，港人的怒气和怨气积累到一定程度，本身就作为工具存在的自由经济，反而成为阻碍香港解决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绊脚石。

走出殖民地意识形态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精英需要意识到香港问题的解决，不能继续从香港看香港，而要将视野投向中国、投向世界。换言之，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托于中国这个母体才有希望。

在精英群体中，建制派尤其要有自知之明。香港问题严重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与建制派的无能和投机脱不开干系。虽然按照香港目前的选委会制度设计，建制派有着一定优势，但需要追问的是，在拥有如此多显著资源和行政优势的前提下，建制派为何难以成为真正民意的大多数？如果建制派继续无能和投机下去，最终的代价，绝不是建制阵营所能承担的，而是牵扯到整个香港的宪政危机。

其次迫切需要反思的，是“不懂事”的泛民。2016年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港期间，除了与泛民见面，还提醒泛民可透过中联办或港澳办多做沟通。紧随其后，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公开对泛民抛出橄榄枝，不仅承认泛民的存在是“正常的”，会“伴随一国两制长期存在”，还表示“泛民的立法会议员是特区政权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基本法的角度看，他们也属于建制人士。”随后，中央更是大开绿灯，允许泛民领回乡证“回内地走走”。

可接二连三的“示好”，却并未换来等价的回馈。泛民群体要么意识形态地冠之以统战策略，要么情绪化地称之为“虚情假意”，更别说任何行动上的作为。事实上，自诩为全能型政党的中共，底子里是披着现代民主外衣的帝国，何况作为香港的“家长”，弯腰尚且很难，如果弯腰之后换来的还是冷嘲热讽，结果会如何可想而知。

而对香港普罗大众来说，虽然有限的居住条件、难有生活提升的途径以及由社会贫富悬殊产生的心理压抑等都是切实存在的，但怨气和怒气的出口却不是单纯依托于“民主普选”就能化解的，对中共的认知也不能简单停留在八九史观的阶段。不由分说将所有社会焦点转移到政治上，未能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大陆的变化，并不计后果走上街头宣泄对治港机构的不满情绪，只会让整个香港陷入泛意识形态的执拗中。

概而言之，香港作为特区，在享受诸多不同于中国大陆多数城市优待权利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港人推倒心里那堵墙的大前提，也是“改革开放”除制度和人之外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央治港如何“现代化”

与香港推倒心里的墙形成呼应的，则是中共迫切需要推倒的制度的墙。而后一堵墙能否最终推倒，关涉着中央治港体系和思维能否实现“现代化”。

其一，要强化政治吸纳，真正把港人，特别是香港青年当做国人看待，给他们提供充分的融入体制的通道和条件。不得不说，以前的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太过功利，一方面把陆港差异看得过于刚性化，另一方面操作上也太过利用香港，而不是培育、发展香港。这就造成了港人局限于本地，形成一种近乎种族隔离的现况。短期来看，这种隔离保护了香港，但长远来看，反而成了一种阻碍。

其二，要灵活而不僵化地运用统战和斗争精神，分清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的性质，避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次特首选举前，过早地指定属意人选的做法，就极为不妥。尤其在香港力量派别已经出现新格局的前提下，也即在原来建制、泛民的基础上增加了本土港独群体，一味地的“斗争”“对抗”，以专横的“家长”角色处理香港事务，不仅遭到泛民及香港大半民众的反感和不信任，而且很有可能将原本的温和反对派、泛民推向港独一边，助长港独的影响力和气焰。

其三，要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彻底重整治港机构，根除腐败以及疏通因官商“合谋”而瘫痪的流动机制。治港机构职能混乱，固然有制度设计的问题，但机构本身的问题还是不容低估。以中联办为例，因为未能厘清与港府的关系，故而各自陷入“想当然”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港府想当然地将中联办看作是中央在港的代言人，无不依赖；而中联办想当然地将自身看作是“中央治港化身”，官架子越摆越大。造成很多港人对北京不满，中央为港府、中联办的一些失误、失策背黑锅的结果。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也是“一国两制”的提出者邓小平逝世20周年，同时也是香港产生第一位女特首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参与香港治理的各方，以及感受这座城市温度与变化的700万港人，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这样的改变中，既有制度设计层面的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比如对“一国两制”本身的反思、对基本法的适时修订、对治港机构的清晰定位，也有认识层面的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比如摈除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从效率过渡到公平，走出殖民地意识形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睁眼看世界”。如此，邓小平“五十年不变”背后的强大自信才能找到最好的现实依托，香港也才有希望完成真正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香港，才有出路，一国两制的宪制对价关系与实质正当性基础才能得到长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