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逆流下 美国改革箭在弦上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全球自由经济秩序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这一秩序的创立者、维护者和受益者，美国不应该因“特朗普执政”在全球化问题上打退堂鼓，而是要借“特朗普执政”这一时机，在全球化背景下，真正反思美国体制性的病痛，开展一次全方位、真正意义的国内改革。

一谈到改革，大家都会想到美国选举制的问题（比如投票难、投票率问题和选区重新划分）、三权制衡逐渐失衡（加剧党争、无法阻止战争和金融危机）、金钱政治及游说势力的腐败（比如特朗普医改方案在国会闯关失败）、舆论误导和审查与监督（假新闻或泄露国家机密）。

这些问题在美国的存在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缓解或解决。现在谈美国国内改革，必须提到全球化，或者说如何将国内改革和全球化进程相结合、相适应。这是美国此前“变革”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美国正处于错误方向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7)，经济不平等、社会两极分化和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等趋势正加剧全球风险。其中两大风险，一是美国可能对中国采取贸易报复，二是欧盟可能面临“分崩离析”。

3月17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北京四季酒店承办的一场全球经济论坛，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政府官员、金融专家和商界领袖，普遍认为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走退路”，全球经济正处于“不稳定”时期，特朗普就是这种不稳定性的来源之一。

南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于品海（Yu Pun Hoi）在讨论中提到，在欧洲和美国，有很多关于中国担任负责攸关方的“要求”。当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后，人们应该问的问题是，美国目前是一个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吗？他认为，美国自身真的需要新的思维方式，以及一种自我改革的意识。

从当天各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金融及经济专家和商界领袖的讨论基调可以看出，于品海所指的“美国改革”不光局限于政治、经贸、税收、劳工、医保和移民等具体议题，更重要是从言行与思维、政策与法律制定、体制设计等层面，开展全面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全球一体化这一“历史潮流”。

同样与会的美国前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也提到了一种“改革，即美国“税法改革”。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讨论会中提到，美国自身的税务政策也是“倒退的”，惠及的是顶层少数富人，这不是一个文明社会该有的。

特朗普政府也在力推这种税费改革，但从目前来看，特朗普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经济问题”，而非“社会问题”。但是，美国亟需的改革绝非只局限于经济层面。

美国改革“任重道远”

美国人谈起“国内改革”（Domestic Reform）大多是指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叶利钦接掌的俄罗斯等。在美国自身话语中，“美国国内改革”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加上一直沉浸于自身体制的“优越性”、民主价值观“普世性”，美国习惯于指摘别人，完全没有“改革自身”的主观意识。

美国报刊从奥巴马政府后期至今，一直都有学者、专栏作家对美国两党制的争论、质疑和批评，言语间充斥不自信，甚至恐惧，但很少有人呼吁“美国改革”。

迄今为止，美国国内讨论最多的是“change”(转变）而非“reform”（改革）。这种“转变”通过每次总统选举来实现。总统若政策推行成功，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被称为一种转变或“变革”，比如“小罗斯福”新政以及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等。

但是，这些“转变”或“变革”都是自上而下的一种“顺势而为”，推行适合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在里根时代，随着中国施行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全球化趋势开始显现；从克林顿时代到小布什时代，全球化步伐加快、加深，世界经济的中心不断东移；在奥巴马时期，“全球化一体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的矛盾开始积累，两党政治不断走向极化。政治极化导致政治瘫痪，左右之争已经让美国六神无主，缺少除了上帝以外的精神和道路指引。

正如《金融时报》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3月17日在讨论会上所说，2007年经济危机凸显了一种“权力转移”的要求，而权力的转移意味着“合法性”的转移。与之相关的则是西方总体上，尤其是美国自信心的极大下滑。

现在的美国绝非昔日美国，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并以美国利益优先。正如于品海所说，美国在思维方式上就是‘自我保护主义者’，看重自己的利益。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优先”无可厚非，不能说是特朗普在威胁整个体系，何况美国体制裂口本来就存在，特朗普当选只是一种“美国觉醒的呼唤”。

特朗普当选是在反全球化背景下，民粹主义浪潮反噬催生的自下而上的一次“转变”。但现在的改革应该是双向的，不但要有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和社会共识，也要有自上而下的主动意识，精英共识，或者说国家共识。要想出现这些的共识，这必须有一个强势、有改革头脑的领导人引领。

有人夸张地说特朗普会是美国的“邓小平”或第二个“里根”，但目前来看，特朗普并没有展现这一点。他的改变是“被动的改变”，为了改变而改变，完全是硬性履行竞选诺言，忽略了美国体制上存在已久的病灶。而且，他的“改变”还给美国体制带来了附带伤害。

于品海说，“邓小平提出改革之前是解放思想、思维的释放，之后才有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但特朗普的思维是混乱的，甚至被人认为是精神错乱和病态的，当然其中有一些政治上的夸张元素，但不可否认，特朗普当前的言行并未展现出他的改革意识，也没有开展改革所需的“团结意识”。

只要美国想保持自己的世界领导力，就必须通过改革适应这一大趋势。全球化这一外在动力和趋势，只会对美国形成一种“不可不改革”的逼压态势。不过，从特朗普推行移民政令和医改方案的失败可以看出，奥巴马时期的两党极化很难得到改善。

这种内斗与内耗究竟会如何影响特朗普内外政策转型，目前还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美国从出现改革意识到执行改革，可能还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政届精英、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将继续在“斗争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