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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从无代表不守法谈起
在笔者昨天晚饭期间，脑中始终循环着一句话：无代表不守法。这句话似乎大逆不道且不合逻辑，但只是从一个感性人的角度，从昨天得知的一件事儿上，笔者愿意得出这样的结论。
3月25日下午，笔者刚听完一场有关世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论坛，可谓国内外“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在高谈阔论中讨论中国如何在前全球化领头羊——英美——撂挑子不干之际，如何扛起自由贸易大旗。笔者对经济及论坛中谈论的数据不甚感冒，对这款教育产品也不甚了解。努力坚持到结束后，约了朋友，用麻辣火锅聊以慰藉，结束一天收获寥寥的工作。
在等待朋友期间，笔者找出中午收藏的朋友圈的一篇文章——《刺死辱母者》，因为朋友转载时特意注明，“快看，否则就看不到了”的字样。笔者还有些担心是否已经晚了，不过还好。然后在阅读3413个字，7分钟之后，即使火锅再麻辣，也无法麻木笔者已沸腾的心。
事情的过程大家可花7分钟去阅读这篇由南方周末记者王瑞锋撰写的文章。一位自称“已退出媒体圈的失地农民”评价道：“我很佩服这篇稿子的简洁冷静，仅用三千多字就勾画出来了于欢案的事实基本面和案发现场脉络。”简单来说，破产者叫苏银霞，其儿子叫于欢，催债人当着于欢的面，用令人发指的方式侮辱了其母亲苏银霞，于欢忍无可忍下用刀刺死催债人。但当地法院做出的判罚无法服众而引发社会哗然的故事。
虚假的金融业繁荣
财新网火线评论记者张帆撰文《“刺死辱母者”背后的企业家恐惧》，从企业的角度评论了这件事情。文中称：“面对催债，没有破产保护，小企业主无处遁逃，丧失尊严，甚至没有人身安全的窘境不能漠视。”故事中的破产者苏银霞因为企业资金，不仅身负高利贷，同时还另因一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警方带走。
当然这并非个案，中国大地上还有数多个如苏银霞这样破产的企业主，在无法获得正常金融体系帮助和国家破产保护制度支持后，走上了高利贷的道路。然而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3%（中国2000年时为4.4%，美国2016年为7.2%）。只是华丽的数据背后，就有刚刚曝出涉嫌造假并负债120亿-130亿元的辉山乳业等案例。
事实上中国的金融业远非发达。就在今天的论坛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就谈到：“在理论界达成了相当的共识，就是中国有过度金融化发展迹象。然而这种过度金融化的现象并不代表中国金融业达到非常高的程度。金融业并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不能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她还谈到：“中国经济结构在加快调整，然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方面，虽然出台了大量文件，但实质性的改变还非常有限，而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也成为实实在在的利益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形成利益固化。”
丧失的人性
对此她提出了很多政策，其中有一点让笔者记忆深刻：重塑社会道德体系。她说：“中国事实上从古到今有一套符合中国的道德体系，然而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遭受巨大的破坏。……中国的仁、义、礼、智、信是几千年精华，文革破坏了之后，人们不讲爱人，不讲道德……”
此故事除了反应了中国企业和金融业的不完善外，更体现着个人私利道德败坏的斑驳。催债者“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更令人发指的是，催债人员杜志浩脱下裤子，掏出生殖器，当着她儿子的面往苏银霞脸上蹭……”同样也有当地警察的道德败坏：警察来到逼债现场，说了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而这件事最让人心寒的是代表国家权力的中国地方政府的表现。警察不仅在当场变相放纵催债者的各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就在当天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而更加令人难以平静的是，此事上交当地法院，最终判决竟然是“于欢行为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一篇名为《辱母杀人案：冷血的法律羞辱人民》的文章评论道：“辱母杀人案的判决显然与人们所秉持的基本基本伦常相违背，尽管从法律技术角度，法官的判决或许是‘依法’而没有枉法，但罔顾犯罪行为是在绝望情况下的人性自然反应，冷血生硬地予以判决，显然不是一个正当的判决。”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也撰文称：“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
当然，无论谁都不能直接干涉司法审判独立，只是当法律无法让人民感到安全时，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法”就是“恶法”。
夜已深，笔者此刻只有一个逻辑依然清晰：法律谁制定和通过的？是人大代表。谁来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人大代表。
这或许是问题的根源。想起18世纪中叶，北美大陆殖民地的人民高呼着：无代表不纳税。随后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所以，切不要让事情激化到“无代表不守法”的地步，毕竟每个人都希望没有动乱，执政者可以依法治国。
于“广厦”中
2016年3月26日1点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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