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言论失当 辱母杀人背后的暗流

北京时间3月30日前后，中国最高检方面派出的调查人员已经前往聊城，针对于欢故意伤害案（即“辱母杀人案”）展开全面调查。对这起3月24日前后因媒体引导而突然爆发的风潮来说，公众寻求了解的细节正变得越来越多。这场以“讨债”和“正当防卫”为开始的风波也正在掀开中国某种地下秩序，展示其汹涌潜流。

这起案件一开始就云山雾罩，相关细节也在逐步扩张。无论是刺死讨债者的于欢，还是被刺杀的要帐人杜志浩，抑或是看似身处弱势一方，但实力终究雄厚，且身负银行巨债未予偿还的苏银霞，以及在“微博”上“失言”谈及“毛驴怼大巴”的济南公安，以及早有前科的报道撰稿人。这些涉事人大都知道怎么游走于法律边缘，知道如何打擦边球，既实现相应目的，又能规避法律的惩罚。在这种种暗流涌动的局面之下，公众也因此陷于无所适从之中。

老赖对讨债人的灰色较量

对3月24日后的中国民众来说，伴随着《南方周末》刊发一篇署名报道《刺死辱母者》，“聊城”、“冠县”等陌生的地名正在社交网络上变成新一轮的关键字。山东青年于欢因母亲遭讨债人逼迫而持刀反抗，酿成了一起一死两伤的故意伤害案。对此，中国社会按照这篇报道揭露出的案情展现了短时间内爆发的义愤填膺。

一审法官作出无期徒刑判决的公正性问题、警方涉嫌不作为、以及此案是否牵涉黑恶势力与公权力之间的幕后交易等，均受到强烈质疑。不过，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暴露在外界目光下的冠县企业互保借贷，拖欠银行大量资产的生态也随之暴露。

根据第三方工商信息、法律文书平台公开资料，任何人都可以发现，仅在2014年至2016年间，除向高利贷业者借款135万元人民币（约合20万美元）外，本案的“受害者”之一，企业主苏银霞还向他人、银行借款，并与其它企业互保，总共涉及金额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约合291万美元）。这笔金额尽管法院曾尝试强制执行，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这样一来，被媒体渲染起来的悲情惨案陡然成了一场“老赖”与讨债人之间的紧张较量。

的确，这一家人身负多重债务：母亲背着巨额银行债务，父亲因逼债藏匿，姨妈因非法集资在监狱服刑，相比之下，高利贷涉及债务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不难发现，“受害者”对举债颇有经验，他们应该不是可以被高利贷业者随意欺压的一般人。加之从余款金额看，当地高利贷公司的追讨能力竟也相当了得，这使得双方的较量颇有棋逢对手的意味。对于非要从中找出“好人”和“坏蛋”的公众而言，这场灰色的较量一旦抖落出来，两不相帮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毛驴撞车的意外债主

当然，到2017年后，涉嫌暴力讨债的高利贷业者团伙已经因为犯罪被逮捕，拖欠银行资产的企业主也因为涉嫌伪造公章等被控制。这使得此案涉案双方虽然都处在灰色地带，但接受法律裁定的机会也已基本成熟。

可“辱母杀人”的相关报道还是引发了突如其来的波折，来自山东警方的声音更让外界的另一种猜测随之呈现。就在3月26日上午，伴随着“辱母杀人案”的舆论突然升温，济南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济南公安”发布了一条微博，文中称“世事多奇葩，毛驴怼大巴”。并随文附上了一张毛驴撞车的图片。

由于济南公安局在2015年时曾被爆出涉嫌借“下属公司”发放高利贷，进而羁押欠债人员一事。这使得在“辱母杀人案”中已经显出“不作为”嫌疑的冠县警方将很有可能面临另一种怀疑：即是否涉嫌参与发放高利贷行为。

此外，在3月24日率先以《刺死辱母者》一文引爆媒体的前《新京报》记者、现《南方周末》记者王瑞锋在此案中也有着复杂身份。作为2012年《烟台部分红富士套药袋长大》一文的作者，此人当年对烟台等地苹果产业造成的影响尚未有人追责。而今又与于欢案的二审辩护律师殷清利一同前往案发地采访，同时在报道内写入真假难以确认的案情内容。这也使得本文在成功掀起了舆论风潮之后，其客观性却要难免大打折扣。

于是，伴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此高度重视”，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进而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这一切对于此案以及此案背后的潜流恐怕只是揭开黑幕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