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念无明》看尽显“病态”的香港

《一念无明》是香港导演黄进的首部长片，该片获香港电影金像奖8项提名，最后仅获得其中3个次要奖项。作为一部小制作，该片也许并不赏心悦目，却也算是以一种新的姿态脱颖而出。论其质量以及意义，至少这种诚实的作品远胜过内地那些过犹不及的所谓文艺片。

余文乐在片中饰演一名曾经误杀了重病母亲的躁郁症患者“阿东”，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住进了父亲“大海”（曾志伟饰）的板间房。父亲过去抛弃了家庭，儿子耿耿于怀，如今对父亲的关怀并不领情。故事主要围绕着这对父子展开，当下香港底层的社会面貌于细节中一览无余。

在正常人的世界里，精神病患者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他们是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口中“大都市里废弃的生命”——在如精致器械般高度运转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丧失生产力的精神病人无异于社会中的废品。

阿东认为自己没病，他拒绝服药，却因为找工作碰壁、邻居处处警惕、好友自杀、女友控诉而再次犯病。

事实上，在压力巨大的城市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故事中的“阿东”。不久前，香港心理卫生会的一项调查显示，香港人的抑郁指数创新高，5.5%的受访市民认为自由患有抑郁症，需要接受专业辅导及治疗。

让人绝望的，还不止是精神病，还有底层互害和骨肉相残。

影片里，阿东的邻居，一位来自大陆的单身母亲，她被香港丈夫抛弃，自己没有香港的合法身份，生下的儿子没有内地身份，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只能留在香港艰难维生。她和孩子曾经被阿东父子照顾过，但在她亲眼看到阿东在超市病发时，却选择了视而不见，随后还在出租的单元里发起赶走这对父子的抗议。编剧这样处理片中的一个角色，显然是与全片的基调格格不入，但这也能反映香港年轻人的某种心理表征。

社会如此残酷，那么“家”又是否真的是避风港？面对病情日益恶化的阿东，大海熬不下去了。他致电远在美国的小儿子，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怎知，小儿子冷冷地说：“你还是送他回精神病院吧！”小儿子代表着现代社会最典型的“正常人”：赚钱是主要任务，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花钱解决。传统华人的亲情理念在现代社会日渐凋零，亲人间的羁绊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让人痛心。如何抵抗这样的恶变，影片给出的答案是要从每个家庭内部着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其结果是深远和广泛的。

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遭遇严峻挑战，有一个原因就是，原先由家庭提供的保障，在家庭被破坏后，不得不由社会来提供，它一方面造成社会行政管理机构的膨胀，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权力面临无法永久承担的社会责任。当今西方福利社会面临的危机，根源就在于此。打破家庭又不得不提供各种保障，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承担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香港，已经不是那个“醉生梦死”的资本主义天堂。《一念无明》展示了满目疮痍的现实生活，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反思问题：不要以“对抗”来处理问题，不要迷信宗教，也别以意识形态来论出身——唯有包容、互信、谅解才能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