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田飞龙：慎提民主普选是对林郑的尊重

北京时间4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向林郑月娥颁发《国务院令》，任命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2017年7月1日上任。在任命过程中，林郑与李克强的座位安排、李克强言谈中未提及“推动民主”等细节受到众多西方媒体与香港媒体的关注。

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座次排布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管治角色的“归位”，央港关系定名定分，而李克强言谈中没有突出民主，是对林郑在竞选纲领中关于香港重要性事项排布的尊重，林郑本人理性务实的做法有利于为重启政改做好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准备。

多维：你如何评价林郑月娥在北京接受香港特首任命的过程？

田飞龙：林郑月娥的北京之行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候任特首依法行使实质任命权的宪制性程序。林郑先去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获颁委任状、成为香港第五任行政长官，然后去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下来在香港驻京办召开媒体见面会，显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任命程序是一个实质性程序，特首的合法性既来自于本地选举，也来自于中央任命。中央任命确认了选举的合法性，也确认了中央对新特首的实质信任。经过这些步骤，到林郑7月1日宣誓就职时，整个程序才算完整。

林郑此行主要是沟通两件事：一是与中央政府确认未来施政上的优先顺序，同时她也向中央政府表示自己会充分、完整地履行自己的宪制性责任；二是就组阁团队以及香港社会目前的情况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也就是说，她既是来接受特首任命，也是来进行初步的工作意向沟通，为未来陆港两地在一些议题上的合作、推进做一些铺垫，以获得中央政府的持续支持。所以，这趟行程可能不会有直接显现出来的成果，只是程序性的接触与初步的沟通。关键还是要看林郑未来如何展开具体工作，以及与中央的细节沟通情况。

多维：2016年，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来北京向中央政府汇报工作时，他与习近平的座位安排就已经不是之前的并排对谈，而是带有上下级关系的工作会议形式。这次林郑月娥在同李克强会谈时也沿用了这种座次形式，可见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但很多西方媒体和香港本地媒体依然将这个细节做了着重描写，似乎想传达某种暗示。

田飞龙：中国中央政府这些年一直强调“依法治港”，即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按照《宪法》与《基本法》的规定，各归其名分。

此前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去香港也用了“视察”一词，而不是“访问”，可以看出香港作为《基本法》规定下的一个地方行政特区，它与中央政府之间绝非是对等关系，它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授予。

所以，从已经连续几次的座次安排所反映出的宪法惯例上来看，中央政府正在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行使对香港的管治权，包括在带有象征性、程序性的特首任命仪式上。仪式是权力与权威的构成性要素，其中体现出的名分差别虽然一再受到西方媒体与香港媒体的关注，但这是中央政府的管治角色回到了《基本法》所规定的应有位置，是“归位”而不是任何制度性的改变。

香港和国际社会应更多正面理解和适应中央管治权在香港治理中的实质性和象征性行使，以及香港在一国两制新的发展阶段更多融入国家法律秩序之中的发展趋势。

多维：香港媒体普遍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李克强向林郑月娥颁发特首任命状时，在发言中没有谈及香港的民主或政治制度发展；而此前两任特首在获得委任时，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都有提到“推进民主”。你怎么看港媒所担忧的“中央对港政策出现转向”？

田飞龙：我认为港媒的解读有误导与片面之嫌。2017年3月5日，李克强在中国“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期待香港在五个方面实现发展，其中就包括了“推进民主”。这次李克强在言谈中没有突出民主，其实是尊重林郑在竞选纲领当中对于香港重要性事项的排布，较为侧重支持林郑去发展香港的经济与社会民生，修补社会裂痕，为将来香港推进民主、重启政改的更优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做充分准备，也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林郑重启政改审慎态度的理解与支持。

多维：早在竞选期间，很多港人就对林郑月娥在竞选纲领中仅用136字谈政改表示不满。她也曾一度承诺要向中央政府领导人反映港人对“8.31决定”的意见，但又在此次赴京之前改口，称只概括汇报香港各方情况，不会具体讨论某一议题。在这种背景下，林郑月娥7月1日正式上任后是否依然存在认受性偏低的挑战？

田飞龙：没错，香港政治在梁振英时期所凸显的结构性矛盾与民意对立问题依然存在，林郑也必然会陷入旋涡之中。但我的预期是，林郑可以做得更好，有所改善和突破。

在重启政改这个问题上，香港特首并没有决定权，也不是一个最终话事者。根据《基本法》的“五部曲”，中央政府掌握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所以林郑月娥在政纲当中不像曾俊华那样大谈特谈重启政改，其实是一种理性务实的做法。

在4月11日下午与习近平的会面中，林郑实际上兑现了反映港人关于“8.31决定”有关意见的承诺，只是并非作为焦点议题，而是反映情况，让中央充分掌握香港的政情民意。政改决定权在中央，特首应做好桥梁角色，凝聚香港社会更强有力共识及中央的信任条件，最终促成重启政改甚至是普选框架再优化。这是一个循序渐进、考验政治智慧的议题，不可急功近利，也不能轻率表态。我个人相信，林郑作为上一轮政改的专责小组负责人，全程跟进政改每一步，冷暖自知，其对香港民主普选必定抱有信心和期待，也深刻理解中央关于普选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性关联。她是在按照其政纲和具体承诺一步步凝聚共识及准备条件，我们应该信任并给她时间去完成这一工作。

香港这些年围绕政改已经造成了过度的政治化与社会撕裂，重启政改也需要中央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尤其是要首先完成反港独的法制建构，以及较好地理解普选与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只有在这些政治信任的条件下，重启政改才拥有了中央政府可以接受的基础与前提。

我认为林郑的做法是延续了她在政纲当中一贯的理性务实的思路，先为重启政改准备政治、社会条件，然后再与中央政府进行建设性的沟通，具体着手重启政改的事宜，而不是在她上任之初，立即又将政治化的议题重新挑起，导致施政思路与香港未来的重建过程产生混淆、对立。

目前，香港选举政治已经过去，日常治理即将来临。2017是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与基本法需要进行某种“中期检讨”。林郑倾向于以经济民生发展与社会重建作为优先议题，为香港赢回团结和信心，赢回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和期待，赢回国家发展与国际化中香港应当抓住的机遇和利益。重启政改是其日常治理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也是基本法承诺和中央支持的发展性议题，但并非最为优先的议题。香港在什么样的国家认同与社会共识基础上完成普选改革，是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经受的重大挑战与考验。

此类考验必须回溯到一国两制的初衷加以定位，而这一初衷是一个完整整体的两个关联性面向：其一，保障香港繁荣稳定与高度自治；其二，保障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作为地区性普选，香港政改必须在这样的宪制框架中获得理解和推进。林郑反复强调自己的双负责制以及对国家与香港的全面宪制责任，就已经包含了基于宪制框架理解、定位与推动普选的稳健立场。而这样一种政治上的审慎与稳健，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也为中央所高度信任、理解与支持。

因此，慎提民主普选并非对香港民主化的背向而行，恰恰是一种充分考量与权衡后的理性选择，体现了林郑与中央之间在一国两制理解上的默契与协调，而这本身又成为林郑未来推动普选的有利政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