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散尽话沧桑：东南亚共产党兴衰（下）

自20世纪20年代起，东南亚先后出现八个共产党。它们起源于共产国际输出革命，在二战抗击日军、战后殖民地独立浪潮中作出过贡献。后来因中共停止输出革命等原因，它们大多都已消亡。东南亚共产党深深打上中共与华人的烙印，许多当地华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也因此受影响。本文原载《多维.CN》第20期、《多维.TW》第17期。

在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总能引起到访游客注意。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共建政之初，这幅标语的下联原本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一年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才取而代之。一幅简单的标语，中共的“世界革命”情结显露无疑，而与中国山水相连、各国普遍建立共产党的东南亚成为最好的舞台。

印尼共产党集会。（图源：Getty/VCG）

中共介入东南亚

从马克思（KarlMarx）、列宁（VladimirLenin）、斯大林（Joseph Stalin）开始，可以说每一个马列主义领袖都有一个“世界革命”的理想。马克思宣称无产阶级没有国界，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斯大林将“世界革命”视作苏维埃俄国这个红色“孤岛”生存的保障，声称苏联革命的目的便是“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革命”。“只有进行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才能保障苏联安全。”

中共作为苏俄“世界革命”的受益者，秉承“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时（应当）援外”的方针。在建政一个月后，就在北京召开为期半个月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刘少奇宣称“我们应该给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对秘密访苏的刘少奇表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进行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负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

无产阶级所倡导的国际主义，斯大林的鼓励，让中共从此走上了“世界革命”之路。不过，整个1950年代，秉持“和平共处”外交路线的中共，除援助越南外，对东南亚各国革命保持克制，甚至限制各国的武装斗争，仅在他们失败时给予庇护。如缅共被政府军打败后，部分武装人员就撤入中国境内，当时大批东南亚共产党领袖及其子女也生活在中国。

但是，中共的这种克制，随着1960年中苏关系全面决裂而烟消云散。脱离了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后，公开支持中共的仅剩下东欧小国阿尔巴尼亚。“越是意识到形势不利，毛泽东也就越是要强调意识形态的目标和手段”，在他看来，真正的革命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中国理所应当承担起推动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再者，从策略的层面，在美苏意欲瓜分世界的压力下，中共也需要透过输出革命来撑起一个可以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生存空间，近水楼台的东南亚，遂成为毛泽东选定的革命输出对象。“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垄断资本或者亲帝国主义分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毛泽东多次向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示：中国就是你们的大后方，一旦有什么大事发生，你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兵少可以到中国来征兵，要我们出兵我们就出兵，要财政援助我们全力以赴，要武器可以无代价提供。并对苏联在朝鲜战争时的有偿援助极为鄙夷，称那不是国际主义，主张无偿援助。在中共全面输出革命下，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重拾武装斗争，迎来新的革命高潮。

在中共支持下，始终未放弃统一诉求的越共，于1960年在南越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次年整合南越境内的人民武装力量为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俗称越共游击队），由越共南方局领导，展开武装斗争。美国针锋相对，不断增加驻越美军。1964年北部湾事件越南战争升级后，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驻越美军一度超过50万，中共派往越南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总数也达30多万。经过十余年的苦战，1973年美国被迫签署《巴黎协定》撤出南越，两年后越共攻陷南越首都西贡，越南实现统一。据越南领导人黄文欢《黄文欢革命回忆录：沧海一粟》记载，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对越援助超过两百亿美元，占中国援外总量的41%。

根据《巴黎协定》，美国军事人员同时撤离老挝与柬埔寨。1975年，受越南革命影响，在中共及越共的支援下，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内战中取胜，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原名Nguyen Cai Song）出任政府总理。同年，美国支持的高棉共和国总统朗诺逃离柬埔寨流亡美国，高棉共和国瓦解，柬埔寨共产党（俗称红色高棉）建立民主柬埔寨，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由此，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东南亚建立，在中南半岛连成一片。

1965年5月5日，美国陆军第173空降旅空降越南，成为第一支赴越南作战的美军地面部队。（图源：Getty/VCG）

马来亚共产党自二战后遭到英国殖民当局及马来亚当局镇压以来，被迫转入农村，势力日渐削弱。到1960年马共掌握的武装力量仅剩500人。马共原本已经计划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斗争道路，在中共劝说下重拾武装斗争。据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1961年7月，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告诉他，“东南亚就要经历一场巨变”，整体形势将对“在马来亚展开的斗争越来越有利”，“力劝马来亚共产党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变政策”，“必须善用这个席卷全东南亚的时机。”陈平自称当时“一瞬间震惊了”。

在中国支持下，1968年6月1日，马共中央发表《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英勇前进》的指示，向国内外宣布重启武装斗争。1969年马来亚革命之声在中国湖南开播，以汉语普通话、马来文、英文等宣传马共革命。同年，马共游击队发展到1，600余人。1972年马共修改党章，将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 Thought）列为指导思想，宣称坚持“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1967年6月，中国驻缅甸使馆人员强行向华侨与缅甸国民散发毛泽东语录和像章，缅甸发生反华浪潮，中缅濒临断交。缅甸政府军不再顾忌中共，集中全力清剿缅共。次年，缅共勃固根据地被政府军攻克，缅共主席德钦丹东被叛变士兵暗杀，缅共形势危急。关键时刻，中共整合已经在中国贵州、四川生活十余年的缅共旧部，以及新退入中国的果敢民族武装彭家声（Pheung Kya-shin）部，在德钦巴登顶领导下，以缅共人民军名义反攻缅甸。此外，中共还派遣少量作战部队支援缅共，默许中国知青越境参加缅共人民军。部分知青甚至身居要职，如中部军区司令李自如、815军区司令林明贤、东北军区副参谋长蒋志明、中央直属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

到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北部中缅边境仅瑞丽对面的木姐尚在政府军之手，东南部直抵缅老、缅泰边境也有游击队存在。缅共根据地发展到9块，人口近百万，人民军约3万人。缅共将其整合为四大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815军区、101军区及中央直属警卫旅，缅共中央驻东北军区中缅边境小城勐古。

作为最早将毛泽东思想定为指导思想的泰国共产党，在中共革命取得胜利后，又决定跟随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将毛泽东思想定为党的行动指南，将农民视为革命主力军。1961年，泰共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1964年，在祝贺中共建国15周年的贺信中，泰共宣布“泰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的事业，就必将同中国人民一样取得最后胜利。”1965年8月7日，泰共在那空帕侬府打响反抗泰国政府的第一枪。1967年8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述评称，泰国人民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越燃越旺，武装斗争已发展到全国71个府中的25个府，两年来作战500多次，歼敌1，000多人。

由于泰国国内局势的混乱，军方、王室、政党三方的拉锯以及军政府的独裁暴政，引发社会普遍不满，大批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及泰国社会党人加入泰共。到1977年，在中共、越共的支持下，泰共发展到拥有武装人员6，000人到8，000人、支持者100万人。泰国社会党宣布将配合泰共的武装斗争，泰国穆斯林人民解放军、泰国国家学生中心也与泰共结盟，泰共成为泰国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东南亚各共产党名字在《人民日报》出现次数。（多维新闻网）

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75岁生日当天，菲律宾共产党（老党，PKP-1930）中主张坚持武装斗争的一派宣布重建菲共。新党主席希松（Jose Maria Sison）宣称，菲共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中国式革命道路，“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菲律宾革命的胜利。”希松甚至还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结合菲律宾实际，写出了《人民战争的特征》、《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等着作分析菲律宾社会，指导革命。

1971年菲共二号人物卡多?马来率团前往中国寻求援助，并常驻中国。据他事后回忆，“中共当时除了提供军火，还教他们如何使用针灸和草药，如何在海上航行这些游击战所需要的知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1981年菲共武装斗争达到鼎盛时期，在全国建立了28块根据地，分布在43个省的400个城市，人口达千万，占当时菲律宾人口的四分之一。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二战后在遭到当局镇压后，选择和平斗争道路，1952年与总统苏加诺（Sukarno）及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依靠苏加诺的支持，到1960年印尼共已经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65年已经拥有党员350万，成为仅次于中共、苏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尼共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合法、非暴力手段控制国家的共产党。

然而，此时印尼共已决定重走武装斗争道路。在美国政府政策顾问盖伊?包克（GuyJ.Pauker）所着《印尼共产党的兴起与衰落》一书中，作者暗示印尼共的转变发生在1963年印尼共总书记艾地（Dipa Aidit）访问中国的三周。从这时起，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开始加码。此前中国的三笔援助贷款总额为5，300万美元，而1964年承诺的一笔贷款就达5，000万美元，1965年中国又主动承诺1亿美元的援助，并且还将贷款改为无息。

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印尼共产党分崩离析。图为雅加达印尼共产党总部被焚毁。（图源：AFP）

1964年11月，艾地建立秘密组织中央特别局，在军队中发展组织。1965年8月，艾地又建议苏加诺建立由工人、农民武装组成的“第五军种”。印尼共准备武装斗争，印尼军方也没有闲着，计划在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推翻苏加诺。

1965年9月30日，当苏加诺健康状况恶化时，总统警卫团三营营长翁东中校发动政变，逮捕并处死陆军司令雅尼中将等六名将领，宣称粉碎了“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印尼共发表社论支持九三〇事件。但翁东很快被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Suharto）平定，印尼共被指为政变主谋，遭到残酷镇压。印尼共第一、二号人物艾地、义奥多（Njoto）先后被处死，4个月里50万到100万人被清算。印尼共遭解散后虽在国外重建，但已名存实亡，东南亚第一个共产党成为东南亚第一个灭亡的共产党。

艾地死后，毛泽东专门赋词《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予以纪念：“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告别革命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为了贯彻这一精神，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泽东语录。根据新华社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着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一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共当时以支持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的对象国遍及亚非拉，尤以东南亚为最。

进入197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苏战争的压力迫使毛泽东向“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伸出橄榄枝，邀请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开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全面解冻，地缘政治环境好转。强调意识形态的革命外交、输出革命，以保障国家安全的政策显得不再那麽重要。但只要文革思潮仍在，这一政治正确的“国策”就很难改变。

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代表中共接受李光耀的建议，不再输出革命，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图为李光耀（左）在新加坡国际机场欢迎邓小平。（图源：东方IC）

1978年10月，文革已经结束两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到访新加坡。亲眼见识了新加坡发展成就的邓小平，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也坚定了邓小平告别革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也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李光耀当面要求邓小平停止输出革命，“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邓小平表示接受。同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正式告别革命。1980年中共正式告知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不再支持他们的武装斗争，断绝一切援助。

在此之前，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逐渐退潮，取得独立的各国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内，谋求发展，或者说发展、摆脱贫困成为各国的共识。此时恰逢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浪潮，东南亚各国经济先后起步，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东南亚占其五。加之各国的社会改革，实现了对国家的有效管理，以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凝聚共识、重塑社会。尚未取得政权的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不但革命成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甚至社会基础也已经开始动摇。

马来西亚，在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重塑经济结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125亿令吉增长到1980年的514亿令吉，人均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390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2，130美元。就算是在1975年马共武装革命最高潮时，马来西亚政府也未如当年英国殖民当局那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是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印尼经济在1968年至1981年间，年平均增长高达7%。1980年，泰国在陆军司令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出任总理后，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使政党、议会等民主机制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削弱了军队在泰国的影响，泰国民主走上正轨。

社会基础的动摇使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逐渐脱离主流社会，边缘化。马共蜗居偏远的马泰边境根据地，缅共偏安于缅甸东北部山区掸邦、克钦邦少民族地区，泰共甚至因社会基础的动摇而发生大讨论，引发党的分裂、统一战线瓦解，受到重创。边缘化的东南亚各共产党要生存，只能更加依赖国外尤其是中国的援助。当中国告别革命时，东南亚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也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继印尼共之后，泰共率先倒掉。尽管泰共在中越对抗中选择了中国，放弃了越南、老挝两大“金主”。但中共出于联手泰国对抗越南的需要，已经开始减少对泰共的援助，甚至劝阻泰共在电台发表反政府的言论。1979年7月22日，泰共位于中国云南的电台泰国人民之声在中共劝说下关闭。同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泰共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贺电后，泰共几乎在中国媒体上消失。

关于中共停止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的表态。（多维新闻网）

1980年代初，泰国政府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的同时，不忘军事围剿泰共，同时两次颁布法令，表示接受招安的泰共干部、泰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可以获得赦免。在泰国政府软硬两手之下，失去外援的泰共发生分裂，大批泰共干部、解放军战士接受政府招安，泰共深受重创，逐渐趋于瓦解。19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泰共销声匿迹，至今在泰国仍被列为非法组织。

1980年12月，邓小平亲自与陈平会面，要求马共关闭设在中国湖南的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1981年6月30日，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关闭。第二天，革命之声在马泰边境根据地恢复播音，改名为民主之声。然而，大势已去，无力回天。1982年，泰军执行“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马共损失惨重，3个团部、17个营连级营地和生产基地被攻占。残酷的现实使马共认识到武装斗争希望渺茫，1985年，马共电台播出《纪念建党55周年声明》，向马来西亚政府发出准备放弃武装斗争、寻求和谈结束内战的信号。1987年，从马共分裂出来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向泰国投诚，开“回归社会”的先例。1989年12月2日，马共总书记陈平与泰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差瓦力?永猜裕（Chavalit Yongchaiyudh）将军、马来西亚内政部长旺西迪（WanSidek）在马泰边境小镇合艾签署停火协定，马共游击队放下武器走出丛林重返社会，持续58年的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运动划上了句号，马共灭亡。

缅甸共产党根据地位于贫瘠的缅甸东北部山区，极为依靠中国的支援。当中国援助断绝，缅共走上了“特殊贸易”--贩卖鸦片之路，利益倾轧之下缅共内部出现裂痕。1988年政变上台的苏貌（Saw Maung）军人政权，改变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力推和解。缅共领导下的克钦族、佤族、果敢族民族武装与政府关系急剧变化。1989年3月11日，缅共东北军区副司令、果敢族彭家声发动兵变，宣布脱离缅共。4月11日，缅共北佤县县长兼12旅旅长赵尼莱、中部军区副司令员鲍有祥包围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将总书记德钦巴登顶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礼送出境”。8天后，缅共815军区司令林明贤宣布脱离缅共。9月，克钦族101军区司令丁英宣布脱离缅共。四大军区脱离缅共后很快与政府和解，缅共在缅甸失去了容身之地，德钦巴登顶等缅共领导人流亡中国，缅共灭亡。

1980 年1 月17 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左）在丛林中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图源：Getty/VCG）

柬埔寨共产党在中共支持下，一度在1975年至1979年之间统一柬埔寨，建立民主柬埔寨。但也正因为中共的支持，在中越关系恶化后，越南人民军直接入侵柬埔寨推翻了柬共政权。失去政权的柬共退居西南、西北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仍然拥有一支过万人的武装力量，控制着全国20%的土地。1981年，柬共执政时期的罪行曝光，不得不宣布解散，改组为民主柬埔寨党，宣称放弃共产主义，信奉民主社会主义。1982年，民柬与国内各派达成《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联合抗越，中国出于地缘政治需要仍然予以支持。

然而，当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巴黎和平协定》签订，民柬获得世界承认，各方承诺不再追究柬共以前的罪行，柬埔寨和平进程在联合国监督下开启时，作为协定签约方的柬共错估形势，出人意料地退出和平进程，抵制大选，其他19个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大选，这让柬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当柬共感到孤立，在大选中支持拉那烈（Norodom Ranariddh）的奉辛比克党以期获得回报时，已经晚了。获胜的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新政府，在“维护宪法”和“领土完整”旗号下，宣布民主柬埔寨党为非法政党，全面进攻柬共。

将重建日定在毛泽东生日的菲律宾共产党，自重建起就将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路线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可以说一是个坚定的毛派政党。当中共告别革命，菲共仍未放弃武装斗争。自1986年菲共与政府第一次和谈以来，双方打打谈谈，和平进程遥遥无期。一方面政府难以剿灭菲共，一方面菲共革命难有作为，双方处于僵局。

至此，曾经风起云涌的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只剩下取得政权的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及不成气候的菲律宾共产党。

缺乏理论创新

如果说外部环境变化，革命窗口期结束，国际共运高潮散去是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失败的外因，那麽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自身理论创新的缺乏，则是其失败的内因和根本缺陷。

诚然，在革命初期成功的革命经验，可以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指明方向，有利于新生革命党的发展壮大，在与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当革命政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面临经典革命理论与本国国情的调和。无论是苏俄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本地化。

苏俄在十月革命后产生了列宁主义（Leninism），中共成立不到十年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地革命路线，后发展出了毛泽东思想。反观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几乎是照抄照搬苏俄、中国的革命理论，不能将政治军事斗争和所在国的实际相结合，无法争取到当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就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泰共将毛泽东思想定为指导思想，在1970年代又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路线，对中共革命经验亦步亦趋。在泰国国内局势混乱时，泰共在农村获得了极大发展，大批大学生、知识分子争相走进丛林加入泰共，一如曾经的延安。当1980年代泰国国内局势缓和，发展走上正轨时，泰共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受到质疑，引发党内大讨论，矛头直指泰共中央。认为泰共中央是旧时代思想的代表，建议建立新式马克思主义机构，并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但泰共中央仍然坚持中国经验，认定泰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泰共因此分裂，大批青年学生重返城市，城市组织迅速瓦解，泰共由此衰落。

与泰共类似，缅共在1980年代同样认为缅甸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甚至在缅共广播中，仍然以毛泽东语录开头，大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缅共在根据地推行的土改也照搬中国模式，清查地主富农，实际上在缅北许多地区自然经济尚未解体，何来地主、富农、阶级，反而恶化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菲共老党在1968年分裂后，重建的新党不但不吸取教训，加强党内团结，反而将意识形态批判斗争扩大化、教条化。以致在工作中，党员无不以毛泽东语录为标准，每当遇到实际问题就到毛泽东语录中寻找解决之道，机械地以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问题，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沦为党内各派互相攻击的理论武器。党内分歧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深。引发菲共老党总书记马卡帕加尔和军事领导人亚力汉德罗?布里奥奈夫在1974年与政府和解。1983年至1988年菲共又以整肃运动为名，清洗3，200名党员和进步人士，极大削弱了菲共自身的力量。

中国文革爆发后，东南亚共产党有样学样。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随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缅甸革命的灯塔”，将过去与他有过派别纠纷和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组织红卫兵，批斗甚至处死“反革命”。投奔革命根据地的出身富裕家庭的学生被杀光。缅共党内人人自危，掀起投降风潮，埋下了覆灭的伏笔。1980年代末，彭家声等人的兵变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缅共中央清算的恐惧，先下手为强。

1993年，在联合国的组织与监督下举行大选。图为选民聚集在金边王宫前等待选举结果。（图源：AFP/VCG）

越共、老共、柬共在取得政权后，都无一例外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大跃进”。越南“二五计划”（1976年-1980年），提出20年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口号。据越南统计局统计，5年间越南经济增长仅1.4%，物价却上涨120%，越南陷入严重的危机，仅1979年就有200多万人逃离越南。老挝在1978年推行农业合作化时，急于求成，一哄而上，加之自然灾害，致使粮食产量大降，农民怨声载道。由于越共、老共及时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才未危及政权。

相比越共、老共，柬共走得更远。1975年取得政权后，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柬共，提出要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越南更加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要“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要进入共产主义。柬共选择了一条简单粗暴的路线--强制迁徙、大规模肃反、强行改变社会结构、大跃进。四年瞎折腾，约100万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而柬埔寨全国当时才有700万至800万人，其中43万华裔死了21.5万人。

如此的残暴与血腥，柬共民心尽失。1978年秋，当柬共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寿命时，党内曾讨论改革，企图挽救国内危机。但时间已经不在柬共一边，1978年12月越南出兵柬埔寨，仅两周就攻灭柬共政权。也正是这不光彩的经历，迫使柬共在1981年宣布解散与改组，以民主柬埔寨党的名义继续存在。

堡垒从内部崩溃

列宁曾经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也曾提出要学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其实两人都在讲一个道理，一个组织的衰败与其自身内部的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东南亚共产党逐渐由盛而衰，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马来亚共产党在1960年代分化逐渐明显。在中国文革时，他们也开始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结果逐渐分裂为三大派系，互相倾轧。

首先是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代司令一江带着队伍分裂。1970年，他组织召开造反大会，宣称“造反有理”、“打倒以陈平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还成立了以自己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宣称同陈平为首的旧中央决裂，另组“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简称革命派）。另一派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十二支队二区领头人阿凌为首，于1974年8月1日，宣布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马列）”（简称马列派）。

1983年12月5日，革命派与马列派合并，成为一个新党——马来西亚共产党（Malaysian CommunistParty），简称“马西共”。阿凌、一江分别为正副主席，与陈平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正式分庭抗礼。

据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记载，当时马来西亚政府经过准确统计，指出马来亚共产党共有970名武装游击队员，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有150人，而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则有260人。另有200名游击队员在马来西亚半岛南部活动。

马共的分裂使其实力遭受重大损失，最终导致覆灭。这个曾经活跃于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政党，渐渐被人们淡忘。

在马共灭亡十年之后的1999年，曾活跃于中南半岛48年的另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柬埔寨共产党也最终走向了消亡，而给予柬共最后一击的也是分裂。

柬共抵制1993年大选，白白葬送合法回归柬埔寨政坛的历史性机遇后，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柬共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柬共内部分裂成以波尔布特、切春（Chhit Choeun）、农谢（Nuon Chea）为首的强硬派和以乔森潘（Khieu Samphan）、宋成、江裕朗为代表的温和派。

柬共三号人物、波尔布特的连襟英萨利（Ieng Sary）主张政治和谈和内部改革，在其控制范围内执行“新经济政策”，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作为“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1996年8月8日，英萨利率领4，000名精锐之师投降金边政府。波尔布特不仅丧失了重要的经济区域和近十分之一的人员，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国王对英萨利的赦免并授以军衔更沉重动摇了红色高棉的军心。之后，柬共倒戈的雪球越滚越大，到1997年5月，失去了近80%的作战部队和大批军事装备。

柬共情报机关发现温和派代表宋成也有异动后，波尔布特随即采取强硬措施，派人将宋成夫妇枪杀，他们的9个孩子也未能幸免。

宋成之死成为压垮柬共最后一根稻草。在温和派向波尔布特发动进攻的同时，强硬派中另一巨头切春倒戈抓捕波尔布特，几天后波尔布特被俘，最终死在了泰柬边境丛林中的病榻上。波尔布特的去世让柬共全面崩溃，1999年2月9日柬共最后1，700名战士被政府军收编，不肯投诚的最后一位领导人切春也于同年3月6日被政府军抓获，标志着柬埔寨共产党彻底灭亡。

缅共同样遭受到严重的内部分裂。由于在对待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态度不同，1946年，缅甸共产党发生分裂，以缅共领导人德钦梭为首的7名中央委员宣布退出缅共另行组党，由于该党沿用缅共原来的红色党旗，故被称作“红旗共产党”。而此时的缅共改用白色党旗，被称为“白旗共产党”。如果说此时缅共分裂还有对革命不同态度的因素，那麽之后的分裂则更多是鸦片贸易后的利益之争。

从1976年起，鸦片成为缅共经费的来源。到1980年，鸦片贸易在各个军区生根，原本解决根据地经费问题的鸦片贸易变成“小集体”或个人行为，获利后留为单位小金库或直接收入私囊。鸦片的巨额利润和腐败作风已代替远大的政治目标，各个地方和军区也因此变成缅共中央无法控制的一个个独立王国。据知情者透露，除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等人还洁身自好，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都卷入鸦片贸易，有的军区司令还由茅棚住进了模仿云南私人豪宅而建起的小楼。

腐败导致亡党，缅共走向覆灭之路也一去不回头。

革命遭遇民族主义

事实上，影响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命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东南亚当地华人。

东南亚是世界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区。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研究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全球华侨华人总数1，200万至1，300万，其中90%集中在东南亚；到2007年至2008年间，在全球4，543万华侨华人中，东南亚仍占73%。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王赓武指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主要分为商人、知识界人士与工人三种。而这种分层也普遍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圈存在。

许多东南亚华侨成为输出革命的牺牲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数以十万计的东南亚华侨返回中国。图为在印尼受到迫害的归侨老人，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步出码头。（图源：VCG）

这样的存在导致两个重要结果。第一是华人经济对东南亚各国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方面由于华人吃苦耐劳，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殖民者利用华人管理土着东南亚人，华人取得西方殖民者的提携，经济上逐渐取得优势。所以东南亚向来有“华人钱库”之称，华人经济在东南亚各国经济甚至高达50%以上。当然，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华人也获得了东南亚当地人对他们的仇恨。

第二个结果是大量华人存在于东南亚社会最底层，这为各国共产党在华人圈的扩展提供了土壤，也给各国共产党抹上了深深的华人政党色彩。例如马来亚共产党的前身是中共的海外支部，1926年10月成立于新加坡，300多名党员全部都是华人。二战后，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层曾经尝试发展本地马来人党员，但收效甚微。待其1950年代与中共建立紧密联系，且主要领导干部多集中到北京后，马来亚共产党的华人色彩愈加难以消除。

于是，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具有华人色彩的马来亚共产党无法获得当地各族的认可，再加之经济利益上的掠夺感，导致马共最终的失败。

其实，在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中，华人党员的比重并不是大多数，只是在中共革命输出的大背景下，使得反共、反华和反对革命几乎具有同等地位。

1959年，印尼政府为保护本国企业，限制华人、阿拉伯人、荷兰人等外来人的居住和贸易。印尼华裔组织国籍协商会（Baperki）对此表示抗议，却换来的是“共产党组织”的标签。

在1965年九三〇事件中，不仅印尼共产党元气大伤，许多非共产党的印尼华人也受牵连被处决。一般认为，共有50万到100万人被屠杀，其中30万是华人。这场惨剧在中国也常常被称为“1965年印尼排华大屠杀”。与此同时，苏哈托对华人采取分离政策。华人的语言、宗教甚至是传统节日等文化习俗都被禁止。在反共过程中，广大华人成为了牺牲品。2016年，印尼史无前例地举行了一场九三〇事件公开研讨会，这是大屠杀发生半个世纪来，印尼官方首次允许公开讨论。

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现状。（多维新闻网）

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中，缅甸共产党没有因华人遭受打击，反而因为自身的大缅族主义，成为彻底垮台的因素之一。

缅共人民军中有很多华人和少数民族，其中以东北军区彭家声的部队最强。然而在1978年缅共中央全会中，缅共内部实行大缅族主义，不仅华人明显受歧视和排挤，其他各少数民族同样如此。在缅共中级以上干部中，绝大部分是缅族，而在基层作战部队中，又大多是佤族、克钦族和汉族。中国记者郭建初、王浩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现场采访，在1998年出版的《探营金三角——一份首次披露的报告》一书中谈到，彭家声认为自己是作战功臣却被冷落，最终脱离缅共，并发表《告果敢人民同胞书》，强烈谴责缅共中央领导层的“大民族主义”。

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是不承认所谓的民族的，也不承认所谓的民族国家。共产主义是一种超越国家的理想，国际主义是它的根本属性，与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存在冲突。这些东南亚共产党最终走向失败，革命遭遇民族主义的反弹或许是最大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