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台“天然独”无实质政治影响力

日前，前台北市议员李承龙将位于台湾台南市乌山头水库内的铜像斩首,引起台湾舆论激烈批评。八田与一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日本水利工程师，被台湾人尊为“乌山头水库之父”、“嘉南大圳之父”。八田与一的塑像被视为“台日友好象征”，陈水扁、马英九等人都曾前去参拜。目前台湾民意吊诡的一点是，一方面为斩首蒋中正铜像的行为暗暗点赞，另一方面又对李承龙斩首八田与一铜像大为光火，尽管从台湾本土意识的角度来看，两者实际上都是外来殖民势力的代表性人物。

台湾和日本那种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政治羁绊，在台湾光复以后已告终结，但是文化上的联系仍然千丝万缕。再加上陈水扁时期修订高中历史课纲鼓吹“皇民史观”，以及近年来《海角七号》、《湾生回家》这类题材的电影大卖，台湾年轻人对当年日本殖民者的类斯德哥尔摩情结愈见浓厚。

多维新闻就此现象专访了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刘庆彬，他认为今天的台湾在日台关系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这与其无法摆脱殖民地心态、小国心态、发展中国家心态有关。台湾年轻人对日本的情结，属于逆向国族认同，和统独问题一样都是假问题。其实质是台湾年轻人打着旗号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话语权和阶层利益，这点和中国的“小粉红”很像。

多维：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台湾当局奉行“联日抗中”的外交政策，与台湾向美国靠拢相比，这样的“联日”让北京更不能忍受和接受。你怎么看待目前的日台关系？

刘庆彬：2016年5?20以来，蔡英文上台，两岸关系降到冰点，日台关系的的确确有中国所不愿意见到的突破，甚至对中国构成了挑衅。前一阵子日本总务省副大臣赤间二郎访问台湾，虽然在正式的行程中没有和台湾官员见面，只是出席了一个宣传日本食品的活动，但是到底接触没接触谁知道？这实际上打破了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之间政治约定，也就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政治文件，当然那个政治文件没有写不许日本官员访问台湾，但却清清楚楚写着不许有官方往来。

而在职官员去了某地参加民间活动，说没和当地官方接触，这没法让人相信。就像电影《Mission: Impossible》里面的一个场景，奥地利的首相被刺杀了，当时主角人在现场，CIA讨论案件的时候就说，别人在那里我们不会怀疑，但是你作为情报员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话，我们就认定你有关系。

自民党内安倍这种所谓的“亲台派”是有一贯传统的，这很正常。但麻烦的是什么呢？被称为“亲华派”的福田康夫，3月份出席博鳌论坛的时候，被记者问及这件事时，他居然说正常，而不是带有任何的反思，或者说不好意思。而是说，你在东海给我的压力那么大，我也在这方面给你些压力。福田康夫是自民党内保守派的核心人物，也是自民党里面著名“亲华派”，如果自民党内的“亲华派”和“亲台派”取得共识，认为可以在对台关系上有一些突破，这是很让人头疼的事情。所以，他们把日本对台窗口的名字直接改成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多维：刚才谈的是日本和台湾政府层面的关系发展，你作为日本学者，日本民间对台湾是种什么情结？还带有以前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吗？

刘庆彬：还是有一些宗主国的心态，台湾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渗透的时间很长，经营的很多，各种各样的关系千丝万缕。二战之后，日本战败之后，宗主国的心态还在。这和去日本的台湾人心态也比较有关系，相对来说他们亲日的、哈日的多一些，他们从小学会了在大国夹缝之间求生存的本能，习惯性对日本人采取低姿态。具体来说，一个是小国心态，第二个是旧殖民地心态，第三个是发展中国家心态。比如说，中国留学生会主动跟别人竞争，即便是在20年前，我是战胜国、我是大国的心态还是有的。但是，台湾留学生就比较尴尬了，对日本他们没有战胜国的自豪感。

多维：据你观察，当时在日本的台湾留学生本土意识强吗？

刘庆彬：1970年代、1980年代去台湾的日本人比较多，从他们的回忆录可以发现，那时候台湾的本土精英和外省精英都是期待统一的。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制定中美联合公报的时候，就提出在两岸人民的共同意志下争取和平统一，但是基辛格非不让用“两岸人民”，一定要用“中国人民”。现在很多台湾人在身为中华民国国民的前提下，反而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要强调台湾的主体意识。不能说当时的基辛格就看到了这一点，但毫无疑问他是留了一个后手。

1990年代的日本政府政策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比较彻底，坚决不承认台湾为国家。当时台湾留学生和中国留学生竞争日本政府的奖学金，但日本文科省的官僚刚开始对国家地区的运用并不是那么娴熟，当时规定来自国家的留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而来自地区的不能申请，但是有时候台湾留学生申请了，大学就稀里糊涂批准了，中国驻日使馆的教育组就跑去日本文科省抗议，日本文科省迫于外交压力，就给日本国立大学发通知，不让台湾留学生申请奖学金。这些做法其实是有点过的，申请奖学金都是来自台湾平民阶层的留学生，打压他们引起了台湾年轻人的一些反弹。

后来，台湾留学生、台湾民众出境时在护照上碰到很多麻烦，很多地方受到挤压。台湾作家三毛描绘的就很有意思，她去东德玩，东德边境官员就说：“蒋介石那里来的，蒋介石那里来的”。她碰巧到了旧社会主义国家，人家就说蒋介石、蒋介石，其实蒋介石和她没关系，但是人家就是把她标签化了。但是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身段很柔软。但是中国驻外的大使馆确实存在一些官僚主义，把这个事情作为大事来干，做过了引起了台湾方面的反弹。

多维：辩证法讲内因、外因，你觉得台湾主体意识的产生，多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挤压其国际空间的反弹，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台湾自身的经济文化发展？

刘庆彬：经济好了，自然会自我膨胀。但是台湾是一个弹丸之地，它是离不开国际贸易，离不开大中华经济圈的。它的经济只是暂时强了，但是只要仔细琢磨，你就明白经济发展是谁带来的。现在更好，中国的经济实力彻底压倒它，台湾更要仰仗中国。

台湾只有本土意识，没有本土文化，没有真正的所谓台湾文化。我们和台湾学者争论的时候，台湾学者从来宣扬的是：“我们没经过文革，我们都学过韵律诗，我们的国中、国小学什么的，在这方面我们素养比你们强。”我们会争辩：“我们也会填词赋诗，只是说你填词占些便宜，词牌还有发音，尤其是韵律上你们保持的比较多，但是从工整对仗的角度说，普通话也不差，剩下的看个人的修养了。”甭管是台湾本土的学者，还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人，实际上都是以中华文化为自豪的。台湾本土有什么文化呢？槟榔文化？没文化。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在中华文化的底蕴上增加台湾的特色，跟中华文化不是相对抗的，而是锦上添花的。

台湾的主体意识其实是一个泛政治化的概念。台湾民主化到了李登辉时期，它就需要对立，于是发明了台湾主体意识。民主化也是需要能量的，这个能量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族群对立。

太阳花运动是解构性的群众运动，情绪化、非理性是其典型特征（图源：VCG）

多维：他是挑拨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对立，还是挑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对立呢？

刘庆彬：他两方面都要挑拨，一方面他提出特殊两国论，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1990年代他提出两国论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经济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现在它大概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经济强省的GDP，但那时候台湾和中国经济实力相当，又是美国的重要原材料提供地，所以他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对外操弄两国论的议题，对内挑动族群斗争，烘托所谓的本土意识。

但是这个所谓的本土意识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泛政治化的概念，我们以冲绳为例来理解，因为台湾涉及民族感情太多，分析他山之石的话，可以相对客观冷静一点。冲绳“反美军、反基地的运动”就是泛政治化的。冲绳的悲哀就在于，美军在那里跋扈，给地方带来很大的压迫，但离了美军之后，冲绳的经济活不下去，它严重依赖美军的后勤需求和日本政府为此投入的钱。

年老的人没事干，就搞运动烘托冲绳的主体意识，他们知道冲绳不可能独立，也不可能彻底扭转这个态势，但他只是想减少美军驻扎数量。这和冲绳社会的相对成熟有关，相对成熟之后，人会重视自己的幸福度，而不是重视经济的增长。你会说这个是主体意识？当然自古以来它就有文化，而且多少人代代生活在那里，但是哪里有冲绳的主体意识？同理来看台湾，它连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没有，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福建省过去的人。

多维：目前，两岸官方交流机制处于中断状态，会不会放任代表“天然独”一代的政治势力在台湾本土做大呢？

刘庆彬：不会，“天然独”一代在政治上并不重要。台湾“天然独”和中国的“小粉红”异曲同工，说穿了可能就是一种左。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容易被操纵，在台湾是被党团势力，在中国是被群众组织，他们在政治上是没有实质影响力的。

右派重效率，左派重公平。两岸的年轻人想通过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为自己的阶层发声，比如台湾年轻人用“独”，因为“独”在当前的台湾是政治正确的，尤其是在台湾内部的政治话语情境里。他们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目的是利用这个影响政策，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壁垒，在自身境遇改善的同时，追求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