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释法之争：中西视野下的认知鸿沟

香港回归20年来，中国人大常委会一共做出5次释法。其中北京和香港只就一次（刚果金案）释法达成共识，其余皆发生龃龉。不满情绪表现最明显的当属香港法律界。在“梁游”宣誓风波后，法律界发起反释法黑衣静默游行，保守估计至少有三千余人参与。

为何人大的每次释法，看似合情合理，却总会引发香港法律界的激烈反弹？4月22日，在北京大学承办的一次公开活动中，香港大律师汤家骅从历史背景、两制的矛盾和对《基本法》的解读三个方面，解释了个中原委。

首先是历史背景。汤家骅认为，对中国人来讲，宪法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因为在满清以前中国没有宪法。人们对宪法定义的理解主要来自西方，因而对解释宪法缺少一套明确的基本原则。

汤家骅进一步指出，解释宪法在宪法实践过程中有其必要性，但对释法权的归属，中西方存在差异。西方一般把释法权纳入法庭的职能中，而在中国该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同时拥有。

香港法律界受西方法制理念影响深重，直接承袭了英国的法律制度。汤家骅也以英国为例作以说明：英国的宪制秩序属于有限程度下的三权分立议会制。在君主议会制下，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而宪法的来源又比较分散，所以当发生争执或需要有权威性的决定时，传统上问题会交由法庭处理。

其次是两制的矛盾。汤家骅就此表示，香港在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下，社会有一些宪制上根本的惯性概念。比如法院是至高无上、可解决所有宪法问题的唯一机构；议会的组成和运作不受法院监管;特区的权力架构只局限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体系。因此，不少人认为人大常委会并不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政治架构。

最后，便是对《基本法》的不同解读方式。汤家骅强调，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下，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有别于司法审判权。解释权仅局限在解释《基本法》，而审判权涉及个别案件的判决权，只要香港严肃坚守这条线，人大释法并不会，亦不应直接影响特区之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

至于如何确保新法制在特区内外的认受性？汤家骅建议，首先需要对释法权的使用作出限定，在条件完备的情况下，应给予特区一个自行解决问题的机会;第二应加强程序化和制度化;第三应改善受释法影响者在整个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开设渠道让他们充分表达意见。

针对于汤家骅的“解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当场提出了不同观点。“听了汤律师对释法的一个全面的解释，越来越听不懂。按照你的说法，香港人反对，实际上是法律界反对人大释法，理由是不习惯。原来英国体制也是有释法的，有什么不习惯的？”

紧接着，针对汤家骅所言终审法院判决之后被人大释法推翻，邵善波表示释法并没有推翻判决，但承认影响是有的。至于汤家骅所提“听取参与者意见后再做决定”的倡议，邵善波表示“这是不现实的。”

此外，邵善波也提出担忧：如果某个法院判决出现错误，造成重大伤害的时候，谁来收拾？“所以人大释法有必要，这个制度和英国也没有什么分别。人大等同于英国国会，是主权最高代表，在紧急情况下无需听其他意见，它担负政治责任就要做出政治决定。”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邹平学也表示，人大释法不仅符合基本法、宪法，而且在释法的过程中并未有“不信任法官”。“按照‘人大释法就是不信任法官’这种论调所持的逻辑，人大释法不单单是不信任法官，而是对整个特区都不信任了！这显然十分荒谬。”

针对人大释法，北京与香港态度迥异，而且各方看上去也都有理直气壮的理由。这是两种文化背景和不同认知导致的结果，但需要注意的是，不管何种顾虑与认知，都不能因此否定人大释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在香港不断发生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的今天，人大的释法某种程度上起着定纷止争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