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无法忽略的中国政治“新高地”

在2017年秋季，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务必构建出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已是中共党内的共识，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国总工会、全总）在中共省级官员的人事架构中扮演的“平台”作用悄然显现。

政治观察人士指，全总近年来在中共官场中政治地位的边缘化，实际上并未影响到全总成为中共政治板块的一个“高地”。作为中共官场的“中转站”之一，全总输入输出的省级官员增加了中共党内政治多样性的要素，也破除了舆论对中共高层疑似“任人唯旧”的批评。

无法忽略的政治“新高地”

2017年的2月和4月，两名省级常委先后调入至全总党组任职，引发长期观察中共政坛人士的关注。

原河南省委副书记的邓凯，2017年的2月出任全总党组副书记；随后，在2017年4月，刚刚卸任天津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长的尹德明也以省级常委身份进入全总，成为其党组成员。

多维新闻刊文《两新星接连进京中共“冷衙门”再迎春天》，文章指，“邓凯前任刘国中官升吉林省长，就曾让全总这个“冷衙门”受到关注。”

中共十八大后，全总渐成中国大陆政治“新高地”，除现任吉林省长刘国中外，还走出另一个地方大员——云南省委书记陈豪。

分析指，刘国中、陈豪在全总的历练是中共高层考察官员担当地方大员职责前，能否坐得住“冷板凳”的一个官场“中转站”。

刘国中在2013年10月由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身份进京任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不到3年的时间，2016年2月刘空降四川任省委副书记。

2016年12月，刘由四川调任吉林担任省委副书记，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代省长，成为2016年末人事调整中的“黑马”。

曾长期在上海工作云南省委书记陈豪， 50岁时已转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2010年55岁时调任全总，2014年调任云南出任省长，两年后成为省委书记。

观察人士称，全总大有成为中共大员“孵化器”的趋势。生于1964年2月的尹德明与1959年出生的邓凯，仕途正健，都有在共青团工作的履历和任职地方省级常委的背景，“他们两人的仕途绝不会止步于全总”。

分析指，中共十八大以来，许多在全总工会工作过的高官被选任到重要岗位，不少官员这里迎来了仕途转折。

全总的“政治春天”

工会与中共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中国大陆近现代历史中的“工人运动”都是由中共策划和支持的。

1949年建政之前，由于中共对中国大陆的大中城市里工会力量的掌控，达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基础的保留。

目前，全总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官方全国性工会联合会。根据中国大陆的《中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全总是中国地方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全国组织的领导机关。

分析指，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全总虽然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主席通常由是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官员担任，但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著名的“冷衙门”（衙门，中国王朝时代的政府代称）。

2002年王兆国接任尉健行出任全国总工会主席被认为是时间上的“分水岭”，此前尉健行在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职务的同时，其身份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

而王兆国出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时，虽在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排名第一位的副委员长，之后又2008年3月，连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最终在2013年，以国家级副职领导人级别（副国级）届满退休，但始终未能进入中共权力金字塔中最顶层——中共政治局常委。

政治观察人士指，王兆国曾一度被视为是“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接班人”，前后在中共中央高层任职20多年，历经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四任总书记，但最终还是止步于中共的权力最核心之外——而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前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还曾担任过其副手。

全总在中共官场中政治地位的边缘化——主席的职位与中共权力核心区的疏离，实际上并未影响到全总成为中共政治板块的一个“高地”。

分析称，习近平主政中共后，十八大以来，在人事上的布局调整被舆论认为是有“任人唯旧”的嫌疑，“习家军”、“之江新军”（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曾在当地媒体以“之江新语”专栏刊发过系列文章），但考量现任31个省级地方大员的“出身”时不难发现，官员们组成极其纷杂，不仅有“航天”、“金融”等舆论关注的大陆热点部门，亦有全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冷衙门”。

地方大员的不同“出处”，印证了中共党内政治多样性的存在，以及中共最高层考量地方大员的体系并非像传言那样简单化。

有观点人士称，中共党内政治多样性的趋势和中共省级官员选拔来源的复杂，或许将会为全总这样的部门带来“政治上的春天”——更多有政治抱负的官员在进入全总后，将会为全总带来政治活力，官员们通过有所作为证明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