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县设市成官场捷径 县级执政经验不可缺？

在中国大陆，从县长“变成”市长公认的捷径是“撤县设市”。

据大陆媒体公开报导，截至2016年底，中国大陆有超过200个县“撤县设市”材料已经上报国务院排队审批，更有一些县城则把“撤县设市”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

大陆批评人士在媒体上撰文称，很多县级城市热衷“撤县设市”出发点，往往并不是完全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角度”，其中往往夹杂着“不当县长当市长”的个人利益冲动。

分析指，“撤县设市”称了县级主政者期待的上升捷径，中国国务院对“撤县设市”的需求应该慎之又慎。中国大陆行政管理架构中，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管理体系中“县”的作用并未消退，而在中共的政治体系中，考察官僚的执政经验和政坛资历时，县委书记、县长的职位经历被认为是不可“缺失”的。

县治经验的政治需求

中国大陆自1980年以来，以撤县设市的方式建立了“县级市”作为行政区划术语正式确立下来是在1983年。截至2017年4，中国大陆地区共计366个县级市。显然，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

实际上，这是中国大陆政治环境的独特性的一部分。行政区域的划分或者合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通常在某届中央政府审批中，县级或市级的行政区域的变化就会发生变革。

中国大陆在2007年时，大约有1463个县、117个自治县，加上其他的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县级市、旗、自治旗、市辖区、工农区、特区、矿区、行政委员会、林区等），县级行政区总共2860个。不过，相关数字也在变化中，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后的必然结果。

政治观察人士则认为，行政等级的提升以及行政区域的变化，无一不是“讲政治”的结果。

即便是首都北京，内部行政区域的名称和管辖范围的变化，都会按照当地政府长官的意志进行变革，而鲜有征求居住者的意见。

“撤县设市”被指“都是县长个人利益的需求”，而县的逐渐“消失”对中国官僚体系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是“保留县制可以看做是保留中国政治生态完全性需求的一部分”。

县，在中国古老的行政管理概念中，出现的年份很早——秦王朝（公元前221年）之前的中国春秋时代就有了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分。县的最高长官——县官在王朝时代是代表皇帝直接行使皇权意志的人。

其实，在中国的政治惯例中，县委书记“变”市委书记要比县长“变”市长更有看点。

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眼中，县级主政者——县委书记是真正为“党”起到管理作用的人。

习近平在1990年曾发表过一篇《从政杂谈》，他断言：“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并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宰相起于州部”，意思是，宰相必定是从地方下层官员中提拔上来的，文官需要逐级积累执政经验和政坛资历。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习近平对如何做好地方官员，特别是当好县级官员的圭臬。

中共党刊直接指出，“最近的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只有习近平。”

“撤县设市”实际上是无形中“消除”了县的存在，这会让很多人“错过”了做县委书记的可能，而变得履历不够完整和完美。

“县乡镇”合并的悖论

陆媒在援引批评人士的观点时称，“在现代通讯网络和道路交通非常发达便捷面前，行政区域划分和公共管理架构更应当与时俱进，减少一级政府设置，将现有的国家、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管理中的‘县乡镇’合并。”

分析指，这实际上变相将中国大陆的城镇化扩大化了，而忽略了民众自由选择生活了权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等于是变相地绑架了民众的居住权，中国大部分农民需要的不是直接“上楼”的城镇化，而是在原有住宅上，增加基本的现代生活设施，改变居住质量，以及农村里的市政设施。

实际上，参考欧美或日本、韩国的社会管理经验，政府越少控制和干涉民众的自由迁徙以及居住地的选择，就越有利于政府和社会的管理。

在这一轮“撤县设市”的官场需求中，盲目扩张建设城市的借口充足，同时，用行政手段驱赶农民进城“被市民”也有了效仿的理由——这是“撤县设市”光环下，无法忽略和直视的阴影部分。

政治观察人士指，“撤县设市”并不能直接改变地方经济的状况，亦不能正面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关联度其实最大的是“县级官员相应的成为市级官员”。

有观点人士认为，“县乡镇”合并的提法显然忽略现实层面上的悖论存在——普通民众的利益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轻言提出“撤县设市”需求，中央政府谨慎审视的态度就变得至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