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大陆高校这五年

28年前的春夏之交，发生在中共政治中心的六四事件对其执政权威造成极大的冲击。尽管早在那年的3月份，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便已经预感到了凶险的袭来，并在《中国不允许乱》的内部高层讲话中预警道，“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但为时已晚。

六四事件后的短暂数年中，中共曾一度强化了对高校的思想控制和疏导。不过，直到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前的十多年，对于包括高校等民间社会来说，那都是思想最为自由的“黄金时代”。1999年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事件甚至重新出现了学生上街游行的局面。这在六四之初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历史似乎重新回到一个轮回的开始。自5年前开始执政开始，中共第五代似乎一直对思想最为活跃的高校施加影响力，以避免重演28年前的政治动荡。尤其在继邓小平之后提出二次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更不允许多元价值与思想的混乱干扰乃至冲击这一既定战略。

从教师到学生 高校遭严控

2012年秋的中共十八前夕左右舆论阵地被禁声现象已然出现。此后“七条底线”出笼，网络大V陷入寒冬，自媒体空间被整肃，中共官方非常积极地介入到一系列原本敏感的“宪政”“普世价值”以及“阶级斗争”大讨论之中。

正是在这大气候变化之下，历来思想最为活跃和多元的高校最终难以置身之外。

2013年4月一份据称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被披露警告了中国当前的七大意识形态危机，其中涉及高校教育系统。而几乎与此同时出现在原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新浪微博中的高校“七不讲”，被认为正是直接出自这份神秘的文件。

同年5月4日，另外一份由中组部、中宣部和中国教育部联合下达的16条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则指责说，“少数青年教师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职业情感与职业道德淡化……不能为人师表”，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提高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质”。

而著名的8·19讲话即习近平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则被视为他本人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纲领性态度表达。彼时，中国高校被明确认定为“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和前沿阵地”而加以强化。

2014年10月，中办再度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称其是高等学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

而2015年最为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三大事件的发生。

第一件事是时任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的一次内部表态。当年1月份，中办再次下达一份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彼时袁贵仁负责内部传达，其中严词宣布，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的4个“决不允许”，即“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以及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宣传阵地管理，不给错误言论以传播渠道，因舆论一片哗然。

第二件事则是，中国军方宣传片《较量无声》的播出。6月份，军方制作背景的宣传片《较量无声》更披露他们渗透高校培植力量，在中国高校师生中寻找代言人，甚至给予出国留学机会引诱，指责敌对势力从未放松与中共争夺下一代。

第三件事则是中共重量级智库受警告事件。2015年，中共中央巡视组进入重要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随后警告其“存在一些错误思想倾向”、“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等，迫使其作出检讨。

2016年12月，习近平、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中共政治局4常委同时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级别和规模空前。在此次会议中，习近平提到，“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随即，民办高校也被纳入“有机组成部分”，设置了党委。

直到2017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3月中旬，中纪委巡视组进驻中国29所知名高校后，要整治大学中存有的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观，要求抛弃该价值观，进而加强马克思主义教学。此次巡视将持续到5月初，也是 2012年以来对中国高校最大规模的巡查。

可以说，本届中共领导层从5年前执政开始便将高校视为意识形态战场，力图扭转在高校逐渐弱化的中共影响力，通过行政命令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手段“重返”高校，影响乃至左右那些饱受西方学术体系浸染的师生，夺取高校的学术话语权。而且，直到目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项复杂的工程不会出现任何放缓推进的迹象。

泰山不让土壤 故能成其大

其实，中共对数以千计万计的承担塑造中国未来青年生力军的高校，倾注如此多的心血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讶。

正如上文所言，20世纪80年代政治空气的松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高校师生积极介入政治的大流行，直到与当局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激烈的碰撞，造成彼时的悲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惨重的代价。

今天，中共也会紧张当下的高校教育不是太严格了而是太宽松了，自己的高校非但没有培养出中共和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反而是在为西方资本主义“养孩子”，任由他们生长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高校中端着社会主义的饭碗砸中共的锅。对潜在的高校意识形态混乱可能造成的危险所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动作。

但是，即使如此，人们仍然怀疑类似对高校的强势介入只是重复当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前进两步倒退一步的保守步伐，没有给予高校应有的自由空间。

高校不同于党政机关和武装暴力机器，其存在有其自身特质。它虽可称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必然得到执政者的关注和介入，但更是学术自由交锋和多元价值兼容并蓄的重要园地。在这其中，对思维活跃甚至偏激叛逆的青年师生人为地设置各种禁区和障碍，埋下了可能窒息学术讨论与理论创新的风险。也可能越是想争取学界认同，越是把高校师生推进了另一个危险的阵营。

而且，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今日之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价值观念必然绝不唯一，而中共亦应承认客观现实之存在，转变定马克思主义为“天下一尊”之观念。

秦相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中共已经在理论思想的“近亲繁殖”中陷入理论死胡同多年，多元价值和理念应该成为一剂剂催化或者说刺激中共理论更新的“催化酶”，而并非仅仅被看作洪水猛兽。

中共执政多年，虽有曲折甚至重大执政挫败，但毕竟当下根基稳固。而今，中国官方宣布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再加上基于整理国故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复苏，即令中国较之以往100多年前孱弱被动的历史时期更具有文化和价值的抵抗力，为何还无法表现得更有自信呢？

所以说，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究其根本不在于对高校意识形态控制得不够，管制得不严格，而在于打铁还需自身硬，提升自身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的说服力。而对于高校思想的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化，中共不妨有收有放，守住底线确保江山不变色的同时，不妨放得再宽松一些，自由空间更有张弛度一些。这不仅有利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而且展现出中共第五代的政治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