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巴音朝鲁后的考量 大陆政坛潜规则临变

据悉，目前中国政坛已有26个省级地区完成了省级党委换届。湖南省出现了三位女性常委，引起较多注意。其中，担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的乌兰是出生于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她从内蒙古到湖南省工作的仕途变迁，反映了当下中共十八大后官场重用“无知少女”现象的背景和逻辑。

特别是生于内蒙古的蒙古族官员巴音朝鲁担任吉林“一把手”，凸显出中共任用“无知少女”群体的做法更为务实，打破了以往一些常规。

其实，重用“无知少女”的现象已持续数十年，背后存在着政治的考量和政策的支持。不过，长期以来地方官场安排“无知少女”代表性官员的“潜规则”，也逐渐显出形式化等问题。

少数民族官员任用新逻辑

“无知少女”是中国官场的一个特有名词，并无贬意，是对中国官场中“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女性”官员的“戏称”。

有分析人士表示，湖南官场的这一动向，背后体现了两个用人逻辑。一是“无知少女”群体得到比较多的任用，二是少数民族官员异地任职案例的增多。

不过，中国官场长期存在着提拔“无知少女”拼凑固定模式以粉饰“平等、团结”的现象，并且导致一些现实问题。本轮人事调整能否打破了这一现象，也是观察中共用人方式的一个窗口。

据新京报不久前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已换届的26个省级地区中，除湖南省外，江苏、内蒙古各有2位女性常委。西藏没有女性常委，其他地区都只有一位。显然，女性入席常委并无绝对的模式。不过，一省三位女性常委的现象也不多见，却也有先例。2015年江苏省也曾有过3位女性常委。

其实，中共十八大后，对少数民族官员的任用方式变化比较大。这主要有两种新的动向，其一是少数民族官员始任地方“诸侯”，以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的巴音朝鲁在2014年8月担任吉林省委书记为突出代表。吉林省并非少数民族自治区。

其二是少数民族官员更多地被安排到异地任职，以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官员尔肯江?吐拉洪在2017年4月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为代表。

少数民族官员受重用有着政治和政策方面的要求。中国的“民族政策”强调，“在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优先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领导班子中占有适当比例”。

2014年4月，习近平在新疆调研时也曾强调，“要坚持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坚持把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行动坚决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少数民族官员主要集中在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例如，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新疆2016年全区少数民族公务员达到91,076人，占总数的40.24%。这与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大体相当。

任用“无知少女”形式化问题

除了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他省级地区也都有重用“无知少女”的现象。不过，中国只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他20多个省级地区各个级别几乎必备的少数民族官员甚至是党委常委从何而来？

截至2017年6月6日，中国共有49名少数民族身份的省级地区常委，分布在21个省级地区。除去占据较大份额的5个自治区，仍有25人比较平均地散布在16个省份。

这49人囊括了中国官方定义中55个少数民族中的17个。而且由于5个自治区的主要少数民族的官员在其他地区都有任职，也可以说分布在16个省份的25个少数民族官员囊括了17个少数民族。

可见，在由中央直管的省级常委层面，其人事安排代表了尽可能多的少数民族。这需要复杂的计算和艰难的平衡。毕竟官员的长期培养、仕途轨迹、能力素质、执政表现、人际关系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选项。对少数民族官员的重用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自治区之外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很少。中央在省级层面培养和委派代表的做法，也会在市、县、乡镇三级引起效仿。但是，既然其辖区少数民族人口极少，甚至是没有，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分析人士表示，省级层面的少数民族官员还可异地调任或中央空降，筛选范围较大，而基层政权的选择范围较小，一般都会从本区较小的少数民族群体中挑选，难免导致官员代表性名不符实和能力水平难以保证的问题。

另外，在这种官场人事任用“潜规则”下，分布范围较广的部分少数民族可能成为最大受益者，这也是一种不公平。比如，回族在北京、上海、山东、河南、江苏等10个省级地区是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在18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大约有97个城市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回族。回族官员在宁夏之外，还在河南、黑龙江、广西和青海四地拥有省级地区常委的名额。回族官员的相对占比在基层则可能更大。

事实上，近年已有对这种人事任用“潜规则”的批评。2013年官媒《检察日报》就有立意明确的文章《优化代表结构不必刻意用“无知少女”》认为，按照这样一套办法进行的选举不仅不能保证尽可能将最有参政热情和能力、最能维护选民利益的人选举出来，反而可能选出一大批看似具有代表性实际上不起作用的“政治陪衬”。他们的当选在于“刻意”。这样的“刻意”，形式大于内容，表象大于实质，虚假大于真实，虚无大于作为。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重用少数民族官员，提高其代表比例，具有一定的政治用意和效果。不过，客观上难免出现形式化的问题。如果地方政权特别是基层官场能够更务实地取材用人，而不是过于看重其“无知少女”的身份符号，不仅更能显出这些官员的真材实料，反而会有助于其仕途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