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还是理性：南宋为何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南宋应蒙古之邀，出兵与蒙古一起完成了最后对金国的灭国之战。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战略失误，在金朝灭亡后，南宋也不可避免的走上灭亡之路。

中国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在2016年发表的《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一文中直接指出，“如果当时南宋对蒙古的灭金战争选择不作为，至少可以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造成南宋外交战略失误。虽然当时有清醒之人反对，但很快被弥漫全国的仇恨所淹没。”

这种看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然而与这篇文章相反，宋金联盟共抗蒙古之路是两国一起堵上的。

靖康之难后，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之弟赵构于国难中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延续宋朝皇统和法统，是为南宋高宗。

然而高宗出于私心——高宗无法生育担心钦宗回朝继承其帝位——不顾岳飞北伐形势大好，屈辱与金议和，以臣下之礼事金，导致掳帝之仇与华夷失序的失落感交织在一起，使“宣和之于契丹，与国也。今日之于女真，世仇也”的情绪弥漫于南宋社会。

邓广铭指出，“亘南宋一代的大问题，是对于今人的和战”，被复仇之心焦灼的南宋早已注意到了鞑靼的兴起，然而如何对待这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相当一部分官员极为谨慎，没有被复仇的狂热冲昏头脑。

宋宁宗庆元三（1197年），卫泾出使金国归来后，向宁宗表示了担忧：“一弱虏灭，一强敌生，犹未足以为喜也。”他主张讲求“自治政策”，增强南宋自身应对时局变化的能力方为上策。

不过权臣韩侂胄为了巩固权势发动开禧北伐，战争虽然失败，但在史弥远主政后，宋廷重新形成了稳健的外交策略。

真正导致形势大变的是嘉定八年（1215年）五月，蒙古破金中都，秋天破潼关，金人已经无法在山东、关辅立足。

面对新的形势，宋廷在如何选择国家对外战略上有过一次大辩论。

真德秀认为“盖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乡之女真”的判断，进而提出了女真必亡，宋朝应立即与金断交，停止交纳岁币，摆脱经济上的奴役。

史弥远倾向于金宋交好，他同意乔行简提出的“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雠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彻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

然而真德秀以议事之臣标榜，外加金朝始终未做过缓解两国仇恨的努力，宋廷最终采纳绝币之策，亦即不再向金朝输纳岁币。

但在史弥远的操作下，宋廷没有与金朝立刻断交，而是以无法运输为借口停止输纳岁币。可以说，宋朝在外交政策上相当富有弹性。

如果金朝能象征性的减免部分岁币，两国关系会有和缓的可能。不幸的是，此时金朝的皇帝是宣宗，而不是富有政治头脑的章宗。

金宣宗在北方屡遭蒙古攻侵的情况下，对西夏几番哀求结盟共抗蒙古不以为然，迫使西夏走上约宋攻金之路。

此后，宣宗在北方有蒙古、西北有西夏侵扰、东北有耶律留哥叛乱、东有红袄军起义的情况下，听信了朝臣“吾国兵较被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之语，妄想以掠夺南宋补自身不足，最终做出攻宋的决定。

这场战争进行了7年之久，金朝不仅未能“去偿于宋”反而损失惨重，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

宋朝虽然顶住了金军入侵，自身也实力大损。更为关键的是，宋廷在金哀宗的求和中意识到金朝离灭亡不远，没有趁机报仇已是头脑清醒的体现，金宋联手是不可能的了。

1227年，蒙古攻打西夏时，窝阔台派人使宋，希望南宋不要出兵相救，同时要求借道于宋，夹攻金朝。

此时“借金屏宋”的主张再次抬头，窝阔台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于是窝阔台于1231年攻金时强行进入宋境。南宋只得被迫接受“假道”，与蒙古联合攻灭金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