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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方学者献策：军事透明度必须提高
刚刚结束不久的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中美两国从官方到媒体，均对对话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很多评论者眼中，中美关系从2017年4月初的海湖庄园“习特会”之后，一扫之前“不确定性”带来的阴霾，此次外交安全对话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好的最新证明。
对此，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学术部某学者北京时间6月26日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缓冲期”，双方如何互动决定了两国能否从之前的“互疑”状态转为“共治”状态；而中美下一步若想实现外交安全对话中所说的诸多合作，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双方都要提高军事等方面的透明度。
2012年，曾有中国知名学者提出中美之间处于“互疑”状态，因为当时出现了很多让双方互相不能信任的事件。
而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学术部某学者6月26日在一次公开论坛上表示，事实上，中美“互疑”从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只不过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美之间的互疑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根据上述学者的解释，“互疑”的产生，表层因素有“对对方的目标和意图怎么看”，以及如何行动等。而深层次因素中包括根本性因素与动态性因素。
其中，根本性因素与战略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相关。
比如“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制度划分了大概的阵营，自然就产生了互疑。
又比如，双方的战略文化也有很大差异。“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化的习惯，先‘做’后‘说’，甚至做了也不说。美国的文化则具有商业文明的开放性特点，很多时候习惯先把规则、想法说出来，然后再做事。当这种差异出现，就会出现‘互疑’。”
在深层次因素中，同样重要的还有动态性因素。“在不同的时代，双方对互疑的认可度，以及互疑转化的催发因素是不一样的。”
该学者表示，新中国建立之初，世界上两大阵营即将建立完成，这个时候中国的倒向就非常重要，是与美国还是与苏联站在一边，“在没有做出选择之前，互疑是客观存在的”；当中国倒向苏联之后，中美之间的互疑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但“互疑”是完全可以发生变化的。到了1972年前后，当中苏在认识上出现差异的时候，而“美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状态”，于是中美之间便在一定时期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这就可以超越之前的互疑状态的，“也就是说互疑是可以调整的，而不是静态不动的，它可上可下”。
互疑变化的关键，在于双方的互动。该学者指出，如果只是彼此看着对方，没有动作，互疑是很难消解下去的，“因为双方都会受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1972年时，恰恰是中美双方都有了想要改变的愿望，互疑就有可能调整。
目前的中美关系又处在一个相似的时期。“中美现在正处在一个缓冲期当中，有合作也有摩擦，至于下一阶段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是一个开放的可选择状态，不是一定就能往好里转化，也不是一定就会变坏。”
该学者强调，这个时候就要看双方怎么看待“互疑”，能不能把“互疑”往“共治”转化。
需要说明的是，“共治”是指双方在某个领域里寻找到某个共同点，而不是“百分百的按一个口径说话，那也是不现实的”。中美之间尚有很多矛盾，但在很多领域里、在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里，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中美若想变之前的“互疑”为“共治”，需要达到以下几个要求：
第一，目标要小。“不能是非黑即白的目标，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前期成果一定要丰硕，“就像正在进行中的中美的‘百日谈判计划’，包括这次外交安全对话在内，已经达成了很多成果。没有这样的‘积跬步’，后面就谈不上‘致千里’”。
第三，双方在军事等领域的透明度要上升。“对于中美双方来说，发展军事并不会让对方担心，怎么用（这些军事力量）才是真正担心的所在。”
第四，中美有合作的层面，但更要防控危机，要有防控危机的手段。“让‘火苗’尽量变少，让合作尽量增长。这样双方共治的可能性才能上升。”
应该说，这些建议在当前的中美“百日谈判”中，正在逐步被实现。尤其是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所形成的成果清单中，中美在台湾、涉藏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海、反恐、维和等诸多问题上都确定了“开展合作”。
而上述学者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也特别强调，中美下一步若想全面展开安全方面的合作，双方都需要提高军事等领域的透明度，而中国在这方面挑战更大。
“中国军方近几年来其实已经在规律的发布白皮书，这些白皮书其实就是要告诉外界，中国要干什么。但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还希望能知道中国更多的其他动作——当然，是可以、也是应该对外界公布的动作。”
该学者表示，中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那种“干什么事之前不说”的“含蓄”性格，“其实中国现在完全可以对外推出一套东西，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内容基本上都有了，可以明确提出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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