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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崩塌民运已死 刘晓波罹癌的政治解读

2010年,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因为无法前往现场领奖,诺贝尔颁奖典礼为其安置了一把空座椅。今天,这把空座椅可能真的将无人就坐。

日前,据报道,因起草《零八宪章》被捕入狱的刘晓波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晚期肝癌,已经办理保外就医,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附属一院救治。据悉,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今年5月23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现在家属可以到医院探视他。

刘晓波于2009年12月一审被北京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二审维持原判后,刘晓波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刘晓波入狱后,他的妻子刘霞一直生活在软禁状态中。

有观察人士指出,刘晓波背后所代表的,不仅是其个人,更是上世纪80年代活跃在中国的一批民运和异见人士,以及以六四事件为主体的那一段中国历史。如何面对刘晓波,是对中共的又一次考验。对此,或许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解读。

对待刘晓波中共应更宽容

对于刘晓波本人,中共应该用更宽容的态度去面对。应该说,相比其他民运人士,刘晓波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民主派。无论从其以往的著作中所透露,亦或是其起草的《零八宪章》的主要内容,都是在强调自由、平等、人权一类的普世价值,关注民间维权、呼吁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国当局进行民主宪政改革。即使观察其六四时接受采访的言论,也能够看到他与柴玲、吾尔开希的根本性不同,更加理性一些。

只能说,六四之后的刘晓波,已经被民运人士、西方如诺奖委员会,甚至中共自己,打造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代表着挑战中共权威的异见人士群体的符号。

如果各方能够放下这种“将刘晓波符号化”,尤其是中共,在刘已经罹患癌症的情况下,用更宽容的态度去面对,是展现其在新时代下政治自信的契机。

刘晓波肝癌晚期获保外就医带出人权疑问(图源:Reuters)

对待历史中共应更自信

对于刘晓波背后的那段历史,尤其是六四,中共也应该清楚认识到,“六四”同文革、大跃进、反右一样,都是中共的历史旧债、包袱。不论是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受害者,还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都持续受其所累。

正如多维新闻一直所认为的那样,在六四已近三十年周年的今天,中共应该更多的释放一种善意,与“天安门母亲”代表不断接触、谈判是一种释放善意,接纳在海外滞留多年的民运人事回国,让他们落叶归根也是一种,给刘晓波更多的宽容,同样也是。

总之方式有很多,中共需要不断去尝试各种方案“和解”。如果中共真的不断释放这种信号,相信对于海内外理性的人而言,他们也会清醒地看到,并去回应这种善意,一切就自然慢慢水到渠成。作为一个执政党,习近平和中共,今天一直在强调“自信”。这种自信应该不仅仅是建立在经济或者军事之上的,而更应体现在面对历史时的态度。

民运已死

对于海外民权人士而言,刘晓波作为一个重要的“符号”,最后一杆大旗,如果其罹患肺癌晚期的事实已定,表明海外民运真的“已死”。

1989年六四之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海外民运的参加人数一度超过了5,000人,但现在,算上那些为获得“难民”身份而滥竽充数的人,所谓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多说也就200人左右。但各种不同名目的民运团体多达五六十个,很多组织甚至只有一个人,带领一些人摇旗呐喊。

原因在于,一方面当年的领袖,在不断离世,另一方面又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六四的余波正在逐渐淡化。再加上中共近年来随着执政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认同中共的执政方式,同时海外民运自身又存在“内部斗争”等问题,种种原因交错,直接导致“海外民运已死”的结果。刘晓波今天的身体状况无疑让这种情况继续凸显。

刘晓波不是工具

而对于一些希望用刘晓波的海外“势力”而言,或许我们应该十分明确的提醒他们,刘晓波不是工具,不是中共的工具,同样也不是他们的工具。

如果这些“势力”,仍然用30年前的,旧有的、教条式的意识形态标准来看待中共,将中共视为“洪水猛兽”,抱着敌对的态度,这无异于一种“鸵鸟心态”——忽略今天中国的政治现实——随着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共的执政地位十分稳固,更不会因为“六四”这样一个30年前的事件而垮台。今天继续利用刘晓波以及六四,想借此试图去颠覆中共的人,是对他的另一种政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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