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者：香港“地运”已尽 未来路在何方？

本文作者为学者、财经作家，金融界网站专栏作者 孙骁骥

香港即将迎来回归20年，照例应该写两句香港经济。不过，现如今的香港经济，已和当年的兴旺之貌大为不同，一幅残山剩水，气运将尽，也不知从何谈起。思来想去，不如写一篇“路线图”，告诉在香港打拼的本地人以及新移民，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一.“看上去很美”的香港经济，其实已露败相

在回归纪念期间，谈“负面”的问题，似乎有点犯忌讳，易被爱国人士攻击。实际上，对于香港抱有强烈信心的人士是大有人在的。我们打开香港的任何一份主流报纸，不难看到上面靓丽的香港经济数据，形势一片大好。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香港今年的GDP增长为近6年来增速最高，预计全年增幅会达到3.7%。在今年初，某国际机构也将香港评为了亚洲地区“最有创新潜力”的经济体。似乎，香港的安定繁荣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现实。

但实际上，经济数据的细节却显示出香港经济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根据香港贸发局的统计数字，香港近三年以来的经济其实是呈现疲软的状态。2017年第一季度的强势增长，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H股公司市值高涨带来的一个结果，与香港实体经济的增长关联十分有限。

如果我们看香港近年的通胀率、零售消费、失业率这几方面的数据，不难看到，通胀水平是在不断往下掉的。不要以为通胀下降是好事，因为同时期的零售业销售增长也是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通胀是消费不振的一个结果。

这明显是受到内地来港游客人数下降以及游客质量下降（有钱人不来香港消费）的直接影响。另外，失业率从3.3上升到3.4，代表香港失业的人略有上升，社会用工岗位数量下降。几方面的数据呈现出典型的经济增长乏力的表现：消费增幅有限，就业并无明显提升，通胀回落。

从长时段来看，香港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说是毫无亮点。自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先后经历了亚洲金融(4.25 -0.23%)危机、SARS危机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总量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还回落。在2004年，香港GDP总量为1690亿美元，低于1997年回归时的1770亿美元。

直到2009年以后，受到内地资本投资猛增所带来的影响，香港的经济才有了比较明显的增幅。在差不多八年的时间内，经济总量从2190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3156亿美元。

2008年以来增长最迅速的这八年，是香港回归后的“黄金时代”吗？恰恰相反，这几年正是香港的经济地位滑落最严重的时代。面对中国大陆经济体量超高速的增长，香港的经济，黯然失色。

我们以世界银行的数据为准，在1992年南巡讲话的时候，香港的经济总量为约1040亿美元，中国大陆为4260亿美元。弹丸之地香港相当于整个中国大陆经济的约1/4。而到今天，2016年中国大陆经济总量112029亿美元，是香港的35.49倍。

从1992年的大约4倍，到今天的35倍，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极大的拉开了与香港的差距。其中，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2008年中国政府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在加入世贸之后的十五年内，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上涨到入世前的八倍，这带来巨大的外汇结余以及投资；而在2009年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生效以后，依靠国家投资驱动的内地经济与香港的经济增速已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香港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占比迅速降低，说明了香港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在降低。对中国内地而言，上世纪90年代港资和台资在中国内地的投资作用至关重要。内地的实业和地产业，早期的投资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港资。

但是在过往的十几年，随着内地经济的膨胀，以及香港的重要程度降低，香港资本的角色和地位都在下降。

当香港经济的体量在大中华地区的占比愈加降低，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的经济议程上，关于香港的议题会变得不那么重要。未来，经济政策的重心也不可能聚焦于香港。而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支撑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于政策偏向。

二.香港的“地运”耗尽，竞争力显著下降

我们常讲“天时、地利、人和”是成功三要素，其实这当中，每一个要素都需要借助某种“运势”才能把软硬件条件转变为实际的成功。这里讲到运势有点玄学，换个更易理解的说法，其实就是趋势和机遇。

香港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赶上了历史的某些机遇以及坐收地利之便，否则绝对成就不了今日的香港。但这些所谓的优势，在今后将会淡化或者彻底不复存在。

香港近代以来的历史中，遇上了多次的“机遇”，但所有这些运气带来的发展在1949年前夕都遇到一个问题：中国的新政府是否还会保留香港这个英属殖民地？

与当年有些人的担心相反，香港的经济制度得以保持不变。恰恰是在1949年以后，香港才迎来了历史上最空前的繁荣，这块地方是走了最大的“时运”。而香港之所以走运，则是与内地的种种状况直接有关。

二战以后的香港经济得以持续繁荣，一个原因是依靠内地数量庞大的劳工输入。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内地战乱不断，资本为求避险而来到香港，随资本一同迁入香港的，还包括来自内地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内地的避险资本和避险劳动力，构成了在1949年以后香港企业两大基本支柱。例如香港的纺织业、零售百货业以及金融业，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于为了躲避战乱而从内地迁来的资本和人力。

这些资本、设备以及人力，成为香港日后繁荣的基础之一。

与此同时，香港自从19世纪开埠以来就定位为“自由贸易港”，在东亚地区一度是重要的生产、融资、贸易中心。中国在1949-1978年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反而让香港成为中国内陆与外界进行资本、货物、讯息沟通与交换唯一的通道，这更加强了香港的经济重要地位。

1980年代以来，与世界隔绝接近四分一个世纪的中国大陆，终于打破框框条条，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时，香港再度担当起沟通东西方的中介角色，既帮助中国政府“摸石头”，引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同时又为外资企业作向导，协助他们进入内地开拓庞大的市场。

以上简述了香港这块风水宝地的“地运”。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每当内地越封闭落后的时候，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的角色就越突出。反之，随着内地的日益开放，当国际资本进出中国内地不再依赖于香港，而港资的体量与内地资本和国际资本相比愈发微不足道的时候，香港本土经济的衰落，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香港“地运”的衰落，并非一句空话。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其实就是人才竞争力的衰弱，以及个人财富增长的衰弱。

我们如果比较中国内地的人均GDP增长和(98.00 -0.51%)香港的数值，会发现，在1990年以后，香港的人均经济成长都比中国内地要低。也就是说，中港的差距不仅在于经济总量，而且在人均的财富增长上，香港也明显不如中国内地。

人均财富增长差距的背后，其实是人才的竞争力和市场认可度的差距。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自从2004年以来，香港人北上到内地工作的数量逐年降低，从25万人左右骤然跌落到十来万人。

近年北上工作的香港人，更是呈现出工资越来越少、职位要求越来越低的趋势，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无资本、无专长、无经验”的三无香港人。

根据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的报道，香港的人力资源顾问认为，现在的香港青年北上就业完全是“嘥气”（白费力气）。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现在香港的劳动力在内地根本没有竞争力，与内地人同工同酬，几乎毫无优势可言。

外国资本想要寻求进入中国内地的通道，现在也完全不必再寻求香港这个“向导”，内地的京沪等大城市完全具有直接和国际资本对接的能力。加之内地近十多年来刮起欧美留学风潮，这一批人早已学成归国，因此在人才质量上，内地这些大城市甚至比香港更加优质。

北上内地没有优势可言，回到香港竞争也甚为激烈，房价更是高不可攀。难怪香港的很多打工族和中产阶层，都产生了移民的念头。

三.抱紧粤港澳湾区，利用最后的“制度红利”

但话说回来，用移民的办法逃避，本身就是治标不治本的鸵鸟政策。移出去了，又能靠什么为生？实际上，与其瞎折腾，不如回头看看香港还为我们剩下些什么优势，赚好最后一桶金。

其实，虽然地运耗尽，但香港还有一个“制度红利”。靠这个，大概还能撑较长一段时间。

这个所谓的“制度红利”，其实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自由贸易港”。

香港的自由贸易，表面意思，就是说“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对于资本和商品流动不设置阻碍。这使得香港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是华人世界中为数不多的自由贸易地区之一。

不过，自由经济并不等于经济自由。在南美洲、东欧的很多国家，政府一旦退出市场，实行“自由”，反而会造成走私、倒卖横行，市场交易出现混乱不堪的状况。这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只知道“自由经济”，而不知道“自由经济制度”。香港现在剩下的唯一优势，就在于这个自由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规矩。香港的自由市场是有规矩作保证的。

今天，香港作为商品贸易中心的角色正在逐渐淡化，然而，其作为一个自由的金融、外汇交易中心的角色，依然具有显著的价值。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经济彻底去工业化，变成全然依靠房地产、金融以及购物消费的经济体。根据贸发局的统计，香港经济四大支柱产业是贸易物流（占22.3%）、旅游业（5%）、金融业（17.6%）、服务业（12.3%）。

基本上来说，香港的经济和制造业和研发没有多少关系。这就决定了香港自身“造血”的机能已经越来越弱，对于内地资本与消费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但实际上，香港的所谓金融中心地位已逐渐在被上海赶超。仅仅从银行存贷款总余额，以及股票交易所总交易量来看，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似乎香港支柱的金融业，现在也没有了优势。

在1990年，香港银行存贷款总额分别为1580亿美元、2300亿美元，而当年的上海银行(25.43 -0.78%,诊股)业存贷款总额只有130亿美元、180亿美元。香港金融业几乎相当于10个上海。然而，到了2014年，从数据上看香港和上海的金融体量已经基本相等。也即是说，上海的资金量膨胀了大约10倍，迅速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不过，在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香港名列全球第4，依然领先于全球排名16的上海，以及排名19的深圳。什么原因？这是由于这份权威的排名是考虑到了法制、监督机制、资源培训、高生活品质等等因素。

香港虽然在资金体量上失去了过去的优势，但是在法制、监管、金融规范方面依然领先。这个内地不具有的制度优势，就是香港经济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粤港澳湾区的概念被炒得火热的今天，香港的经济出路显然是发挥它最后的“制度红利”。虽然香港没有制造业和研发产业，但是香港背靠的珠三角却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以深圳为例，早在十年前，深圳的制造业研发投入已经超过GDP的3.67%，远远超过香港，超过90%的研发经费来自企业。同时，深、广等地还拥有大量高级研发技术人员。

然而，在广、深、港这几个地区，只有香港是唯一的允许自由兑汇、允许自由交易、允许国际资本无障碍进出的市场。并且，香港有可贵的法制和规则。这显然构成了对广深有力的金融支持。

假如政策设计者的计划按部就班实现，这意味着未来的深圳就是中国的硅谷，未来的广东就是中国新经济的制造业中心。香港显然就是为“硅谷”提供国际金融服务的城市。其直接涉及的基本业务包括内地的创新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国际资本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H股80%以上都是内地企业），以及各类涉及到跨国贸易的相关金融服务……这些，都是香港未来的机会。

因为当年英国殖民统治定下的“自由经济制度”一直延续，因此当香港的各种运气都用光的时候，依然可以靠这个自由经济的“制度红利”继续生存下去。但是，香港已经不可能活得像过去那样潇洒滋润，其金融中心的地位被深圳、上海逐渐赶超取代，也只是时间问题。

此外，中央不会再特别给地位越来越不重要的香港提供额外的“政策红利”，因为香港在未来的利用价值只会变小。但中央显然会继续向全国性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粤港澳湾区“派礼物”。

搭上粤港澳湾区顺风车的香港，无疑将会从中受益，但它的地位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不再是地区的中心。善加利用这个最后的优势，香港经济至少可以再续命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