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的梦魇：中国与印度的战争风险

地缘政治上有一个通常被忽视的常识：

即“一场胜利的战争过后，胜利者的最大梦魇并不是战利品的匮乏，而是如何防范战败者心有不甘的报复。”

胜者的梦魇与败者的报复

对于在1962年中印战争中赢得胜利的中国来说，她就面临着这样的战略困境：即她在中印战后问题上最感紧迫的不是趁机控制更多“她所宣称”的领土，而是如何防范印度处心积虑的报复。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印度是一个潜力雄厚的大国，1962年的战争虽然羞辱了印度的脸面，却没有削弱她反击的潜力。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时时刻刻在中印边境部署强大的军队，以实力优势阻遏印度报复的可能。

不完全统计之被公开的中印边境冲突：
1986年-1987年的中印边境争端；
2013年4月拉达克地区的“帐篷冲突事件”；
2014年9月拉达克地区的“观察屋”冲突事件；
……
这一逻辑体现在外交上，就是战胜国为了防止实力犹存的战败者报复，将倾全力构建针对战败者的同盟。

1870年，俾斯麦打败法国之后，他后半生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围绕着如何防范法国报复的展开；1918年，法国人击败德国之后，法国所有的外交资源也不得不贯注在防止德国报复问题上。

同样，1962年10月，当中国军队横扫印度的时候，中国便不得不寻求与美国盟友巴基斯坦在边境问题上的谅解，并由此扫清了双方事实结盟的外交障碍——而中国这一外交政策的根本动机，就在于组建防范印度报复的同盟。

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中印间不能有效和解，那么印度国力的增强不仅仅意味着两国商业竞争的加剧，也代表着西南边境国防压力的增大和日益沉重的外交负担。考虑到莫迪对印度经济卓有成效的改革，那么这无疑是一个未来可能出现的现实。

中印之间的共同敌人与共同利益

不过，在中印边境问题再次激化之前，两国关系并非没有取得互信的机会。

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在边境争议区域的西部和东部，都面临着类似的严重分离主义问题。

在中印边境的西部，中国政府为南疆的圣战分离主义所头痛，多年来靡费无穷却仅仅为了保证该地区稳定；印度则同样被临近西部边境的克什米尔地区之伊斯兰叛乱所折磨，据《南亚研究季刊》之《印巴克什米尔博弈》一文记载，为了保持克什米尔地区的安全，印度每年在该地区的军费开支就高达1000亿卢比，相当于22亿美元，这对于财政收入不高的印度来说，是一笔极其沉重的财政负担。

在中印边境的东段，中国多年来为西藏地区的分离倾向所苦恼；而印度东北邦地区各邦由于与印度本土人种完全不同，且从无属于同一国家的历史基础，因此拥有着严重的分裂倾向。多年来印度军队在此镇压分离主义叛乱，但效果甚微。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印边界上有争议的地区（阿赛克钦无人区可能除外），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治理成本极高、且不稳定的领土。如果单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两国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几块动辄爆发圣战和叛乱的争议性领土而不死不休。中印之间的冲突既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实际利益，又将带来麻烦的外交隐忧——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双方都不可能对彼此的领土怀有过多的野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经济的（统治成本足以使政府破产）。

另一方面，在21世纪的今天，双方领土面临的真正威胁，已经不是边境上彼此利剑横陈的军队，而是两国边境省份上难以消灭且牵连甚广的分裂主义组织——在这一问题上，中印双方具有重大的共同利益。

因为，中国西藏分裂主义者一旦成功，足以鼓舞印度东北邦血缘相近的叛乱者；印度克什米尔的圣战分子如果取得胜利，对于中国的西北安全同样意味着噩耗。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强邻苏联若是真的解体，中亚诸多突厥国家的新生就一定会反过来刺激新疆地区的分离主义者。

这种不易察觉的共同战略利益，那些大政治家往往看得相当透彻。1861年2月，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华沙发生市民暴动，由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内也有波兰族群分离主义问题，俾斯麦建议普鲁士应与俄罗斯结成更加牢固的政治同盟，而非趁俄国的困难胁迫对方。因为在俾斯麦看来，俄国波兰人的成功，足以加剧普鲁士波兰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种残忍却真实的政治逻辑。

在给妹妹的信中，铁血宰相冷酷无情地对自己的政策予以解释，俾斯麦说：“我十分同情波兰人的处境，可是普鲁士若要安全，就只好支持俄国人把他们消灭掉。”事实上，早在1830年的俄国波兰大起义中，当时大政治家梅特涅为了防范奥地利境内的波兰分离主义，同样选择帮助俄国平定华沙的叛乱。

当然，今天的中印双方似乎倾向于支持彼此的分离势力（西藏、东北邦），给对方制造麻烦。这严重削弱了双方的互信，加剧了边境的紧张局面，也损害了双方的国家利益。

总结

随着印度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如不能与印度取得真正和解，恐将陷入东西两线面临强敌的梦魇——这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阿喀琉斯之踵，其灾难性危害犹如法俄结盟对于一战之前德意志帝国的影响。虽然核武世界下，全面大战的爆发已很难发生，但相对良好的战略环境，对于中国的崛起和国家安全仍然极其重要。

因此，能否争取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与印度达成持久互信的和平，乃是对中国外交的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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