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卢沟桥炮声从何而来

2017年7月7日，是中国七七事变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日本驻华军队和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卢沟桥一声枪响，中国的抗战全面爆发。中国人需要这样的纪念，毋庸置疑，毕竟经过这场战争后，中国从“东亚病夫”一跃为世界五强。

日本驻军从哪来

然而有一个历史细节往往被大家忽略——日本驻军。中国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冲7日早晨发微博称：“日本史学家在争辩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但无论是谁，都是日军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侵略战争。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卢沟桥畔，北平城边，会有日本的驻军？这要从义和团庚子拳乱说起，这是辛丑条约的规定，外国可以驻军保护自己的使馆和侨民。”

查找资料得知，《辛丑条约》第七款规定：“北京的大使馆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以派兵保护。”第九款规定：“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因此，日本军队得以驻扎在北平城下，而《辛丑条约》也有“九七国耻”一说。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重新讨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只是在80周年之际，如果希望更全面的去审视和了解历史，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七七事变的祸根早在世纪之初的“群众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就已埋下。

为了体现清王朝的腐朽和义和团杀洋公使的政治正确，在中国的教课书中，义和团被打扮成爱国者。“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中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称：“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于是，义和团的这些在文明社会属于违法甚至有“恐怖主义”之嫌的行为被贴上爱国的标签。然而现在回头看历史发现，是义和团给中国苦难的历史伤口撒了一把盐。当然，义和团很大程度上是被慈禧为首的主战派利用了， 或者说双方都给予了对方某种幻想，让义和团们逻辑中的“爱国”变成了“害国”。其实非理性的愚昧才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相较而言，当时更为理性和见多识广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大员，选择东南互保不予西方宣战，为中国的近代化保留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主和派”的人经常成为被唾弃的民族罪人，而“主战派”往往是民族英雄，如南宋的秦桧与岳飞。而假如你翻看历史细节，你会发现历史并不会如戏剧、小说中那样红脸白脸分明。

道德担当

回到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中。中共之前认为的抗战八年的起点就是卢沟桥事变，而在2017年春季，中共将所有“八年抗战”字样均改为“十四年抗战”。其实这些行为无非是“主战派”争功的行为，而在抗战这个事件中，中国也不缺“主和派”。

历史学家杨天石在文章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有两个著名的主和派，分别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和胡适。这两个人通过陈布雷给蒋介石写信，称现阶段中国不应该打仗，应该保养国力。不然一开战中国可能亡国。胡适表示，他要再做最后一次努力，给中国和中日之间再争取五十年的和平，建议承认“满洲国”。

当时一大批国民党人都怒了，包括国民党元老居正，声称要杀胡适。然而一场淞沪战役之后，居正来了一个180大转弯，对蒋介石说：“如果你需要有人去找日本人和谈，就找我吧，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没事儿。”可见，居正为了更长远的民族利益，宁愿牺牲自己当世甚至万世之名去当“秦桧”。所以，有时候真正爱国，不仅仅是简单的喊打喊杀，更需要的是“道德担当”。

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应当。但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性爱国？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国家间矛盾，本国必对。对于中国人来说，也不是反洋人就是爱国。中国人曾热烈讨论讲哪一天定位国耻日，如12月13日、9月18日、5月9日，其中7月7日也在列。如果不能认真去看待历史，确定国耻日，纪念国耻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