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敦义与李登辉的恩怨情仇

吴敦义以压倒性胜利当选国民党主席。从选举期间到当选以后，有一个问句始终存在：“吴敦义会不会走李登辉的老路线？”笔者从事新闻工作40余年，对他俩都曾近身采访，本文仅叙述过去采访所见所闻，不加个人观点，供读者据以判断上述问句。

1978年8月，中国时报调派我采访台北市府会新闻，当时李登辉刚发表台北市长2个月，吴敦义则是连任台北市议员第二年。

李登辉当年是由行政院政务委员转任台北市长，施政风格仍带着浓厚的学者气息，第一次在市议会做施政报告，从台北市的发展历史、人口结构说起，然后铺陈到都市发展远景，那个高度超越过去的市长很多，可是在“政通人和”方面却相对生涩。因此，李登辉在市议会答询就常常会跟议员“鸡同鸭讲”。（注：之前三任市长林洋港、张丰绪、高玉树都曾久任地方行政首长）

有一次，市议员陈怡荣质询李登辉，用上了历史典故，背了一段南宋诗人辛弃疾的〈永遇乐〉，暗讽李登辉初任市长时“气吞万里如虎”，现在“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李登辉听到这里，还能克制脾气，说：“谢谢指教，不过现在已经民国六十九（1980）年了，跟南宋时代可能不大一样”可是接下去两人却愈讲愈僵，议事厅内气氛凝结，一度双方都不出声，场面难以收拾。

这时，吴敦义站起来发言，讲了一段“六尺巷”的故事：（注：故事背景有不只一个版本，以下是笔者认为比较对的版本）

清朝一位大学士（宰相职）张英，是安徽桐城人，家人跟邻居为了一堵墙而争地，为此写信给人在北京的“相爷”——当然，是想要用权势压过对方。

张英接到信，写了一首诗，吩咐来人带回家中：千里送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看到相爷来书，即刻将自己这边的墙后退三尺。邻人一见如此，也将己墙后退三尺。从此，桐城就有了一条“六尺巷”，和一个敦睦礼让的美谈。

吴敦义故事说完，李登辉和陈怡荣都听懂他的意思，无须多做引申，双方不再僵持，质询换个话题继续。

1981年11月，吴敦义回南投竞选县长成功，12月20日就职。巧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台湾省主席那时才刚换成了李登辉（12月1 日就职），而且省政府中兴新村就在南投县。

李登辉是农业经济学博士，台湾省当年还有广大农民，省主席的职位正好让他发挥所长。而李登辉的行事模式是“先择点试办，成功后全面推广”，一来南投县近水楼台，二来李登辉跟吴敦义有台北市的共事经验，大多数的试办业务就让南投县先做，而吴敦义的行政能力也确实够强，试办业务多半都能成功，因此李登辉的构想很多都能推广到全省。

有一次，笔者在省主席台北办公室采访，李登辉谈到“几乎所有县市长都来跟我说要‘开港’，台湾哪需要那么多港口？”讲到这里，他说：“只有吴敦义没有，他很实在。”笔者当时脱口而出：“南投没有靠海啊！”可是李登辉似乎没听到，他已经讲到下一个题目。总之，那时候吴敦义是李登辉口中的“第一名县长”。

吴敦义对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有两件事情常常挂在口上：一件是某年秋收，稻谷已经收割登场，却碰到连日大雨，晒谷场上的稻谷很多都发芽了。眼看农民一年心血将“泡汤”，吴敦义直接打电话给李登辉，请求由粮食局全数收购，“发芽的稻谷不能卖，或许还可以给公卖局酿酒吧”（这一段是吴敦义口述），而李登辉同意了。另一件是某年台风带来豪雨，浊水溪水位暴涨，有3位农民受困在沙洲上，民众报警，消防人员却无计可施。人在县议会备询的吴敦义闻讯，就打电话给农林厅相关单位，希望出动直升机救人。可是，直升机“移作他用”必须省主席下令，李登辉当时不在府内，联络不上（还没有行动电话）。吴敦义请省府人员“先派机再说，主席那边我来讲”，于是直升机出动，受困农民得救，事后李登辉也“追认”了那次直升机行动。或许，省主席与南投县长overlap时期，可以视为他俩的“水乳交融期”吧。

1989年底，吴敦义南投县长任满，李登辉已经是总统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被任命为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当时大家都认为“吴敦义将是下一位台北市长”。但是“计划跟不上变化”，五个月后，李登辉召见吴敦义，告诉他“做好去高雄当市长的准备”，吴敦义几经考虑，决定接受这项征召。

吴敦义对如此“好康”为何还要考虑？因为当时虽然院辖市长仍为官派，可是多了一道程序“由市议会行同意权”。事实上，这个人事安排才刚宣布，高雄市议会立刻有反应：43席议员中，有35席连署反对。过程不赘：吴敦义最终获得市议会过半数同意。并且在1994年首次民选市长时，顺利当选。

这一段时间当中，发生了“圣火船保钓事件”，也是两人关系的转捩点。

1990年的台湾区运动会由高雄市主办，圣火循往例在慈湖点燃之后，巡回全台。吴敦义决定将圣火送往东沙岛绕行（东沙岛属于高雄市管辖），他本人更随圣火团前往东沙岛。回到高雄，他跟高雄市几个报社的总编辑、特派员餐叙，眉飞色舞大谈圣火东沙之行，席间就有人提出“圣火如果送上钓鱼台，意义不凡”，在场其他人跟着起哄。

当时正好钓鱼台成为新闻焦点：日本政府批准一个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岛上建灯塔，台湾各界为之哗然，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郝柏村，炮轰国民党“丧权辱国”，还提出“派出船只绕岛一周”的建议。而吴敦义听进了那几位新闻界朋友的意见，2天后他参加国民党中常会，趁机向“层峰”试探圣火上钓鱼台的可行性。当时获得几乎是完全肯定的答复，吴敦义大为兴奋，回到高雄就宣布“将区运圣火传递到钓鱼台”。

外交部开始与日方展开交涉，所有消息都不是负面的。于是准备工作顺利进行，圣火船出海的2天前，“上头”又给了他4个讯息与指示：第一，圣火船将受到军舰的保护；二，出海手续向内政部办理。三，日方将“有所节制”；四，市长层级太高，官方色彩太强，不宜上船。

因此，吴敦义派市府秘书长林中森（也就是前海基会董事长）担任领队。圣火船在1990年10月21日零时出发，却在中午遭到日本军舰的拦阻——不是1艘、2艘，而是…12艘！消息传回，吴敦义人在台北，紧急联络外交部、国防部全都找不到人，最后打给苏志诚（李登辉的办公室主任），也联络不上总统。吴敦义没招了，下令圣火船返航，自己带着老婆奔走在宜兰的几个渔港之间，消息完全不明，圣火船将回到哪一个港口都不确定。吴敦义当时的司机杨先生告诉笔者：“从台北出发，换了一袋子铜板，路上只要看见公用电话就停车打电话。”最后，10月22日凌晨2点，他们在南方澳渔港接到圣火船。吴敦义确定团员身体都无恙后，驱车回台北，立刻伏案疾书——写签呈请辞。辞呈由幕僚送至行政院，他本人则搭机返回高雄。

隔天的报纸，批评之声“如滔天巨浪般袭来”（本句借用某篇报导的形容，但已不记得出处），可是郝柏村没有接受他的辞职，而民意调查也显示：75％民众支持“圣火船保钓行动”。

吴敦义在1994年当选第一任民选高雄市长后，1996年是第一次总统直选，李登辉当然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对手是民进党的彭明敏和无党籍的林洋港、陈履安。

林洋港在蒋经国时代，原本排班在李登辉之前，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都是林洋港交给李登辉。可是蒋经国在1984年选择李登辉为副总统，1990年蒋经国逝世由李登辉继任总统，李登辉当然就排在了最前头，这也是林洋港参与“非主流”倒李登辉的最大原因。林洋港参选1996年总统的搭档是郝柏村，基本上是“非主流”的最后一次反扑。

那一次大选，在总统官邸有一个“核心小组”，固定成员包括：连战（行政院长、副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台湾省长）、吴伯雄（总统府秘书长）、许水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还有就是吴敦义。每次核心小组讨论之后，都是由吴敦义负责执笔做纪录整理，然后由许水德呈阅。

问题出在，林洋港是南投人，吴敦义基于“阿港伯”是乡贤大老，因此始终不曾在南投为李登辉助选。那一次竞选期间，李登辉到高雄，座车是一辆大型休旅车，吴敦义在车上向李登辉报告高雄选情。前述核心小组某位提出“下星期某日在南投造势，希望吴市长到场助讲”，吴敦义向李登辉表示“南投助选我不能去”，并且述说了几个理由，认为“既然是赢定的选举，不在南投‘赶尽杀绝’（这4个自是笔者用语），对总统你比较好”。李登辉对此未置可否，吴敦义下车后，那位提议的核心人士说：“看起来，敦义仔还不是咱的。”自此，吴敦义不再被通知参加官邸核心会议。

再往后就是1998年高雄市长选举，当时已经修宪“废省”，坊间盛传宋楚瑜必将参选2000年总统，而最佳搭档就是吴敦义。很可能（笔者无直接证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吴敦义看起来乐观的选情，却不时遇到一些“不顺”，如中央党部答应的补助款迟到个3、5天等，最后吴敦义以4000多票微差饮恨，而党内传言“压抑吴敦义得票没控制好”。

吴敦义落选后，李登辉起初有意安排他出任“北美事务协调会主委”，那是一个领干薪的名誉职位，吴敦义没有接受；之后要聘他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吴敦义表示“只接受无给职国策顾问”，于是成为无给职国策顾问。之后，李、吴之间，就没有直接的接触了。

以上叙述，读者可以看出，李登辉跟吴敦义彼此之间，确实有“恩”、有“怨”、有“情”、有“仇”。至于吴敦义会不会“蹈李登辉覆辙”，只能留待历史证明。

(本文作者为台湾知名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