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难平 知识分子危机考验中共

小希：“老陈，现在我们的老朋友都变了。”

老陈：“怎么变法？你说说看。”

小希：“变得......变得都好满足。老陈，你满足吗？”

老陈：“小希，为什么你不满足？”

小希呆了一下，又反问：“老陈，你还记得当年的感觉吗？你在场的，八九年在我和我妈五道口第一家店，后

来90年代重开的的店，我们谈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愤怒，我们为什么而争吵？我们的理想是什么？你记得吗，老陈？”

老陈：“小希，你为什么不能忘记呢？时代不一样啦！”

以上对话节选自陈冠中的小说《盛世?中国2013》，老陈和小希是一对经历过“六四事件”的旧情人，重逢时两人都已年届花甲。

对话虽简，但揭示了一个事实：经过那场春夏之交的震动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下意识地分流成两类，一类如老陈一样，在理想破灭后与自我以及时代“和解”，更在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得到利好，感到满足。另一类则如小希一般，仍然会无数次地诘问历史和当下，亦仍然保持着“光荣的愤怒”和戳心的“自醒”。

刘晓波显然属于后者，而且表达方式更加“激进”，行动上也更为决绝。

7月13日18时40分，这位“民主斗士”病逝于沈阳。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纷纷以或隐晦或直接的方式表达对这位“先驱”的敬意，同时夹杂对意识形态统摄者的谴责，然而在这场早已猜到结局的悲情故事里，死亡并不是终结。

如刘晓波一样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们，关注中国现实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学理层面的剖析，期间伴随对自由概念的理解、阐释，进而彻底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统治，提出和倡导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等主张。

这些知识分子极力谋求变革的心理基础之一是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爱，他们奋斗、抗争的精神也值得尊重和悯恤。当他们以血肉之躯与国家机器对冲时，不应理解为是敌我之间的不共戴天，而是中共和知识分子之间缺少一种良性的沟通和互动机制，这种缺失不是新现象，事实上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比较尴尬，他们发出的声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而且中国社会也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的声音、思想与政治牵涉。

如陈光诚之类的事件反映，中共在对“异识”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上有些粗糙，缺乏技术和温度。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明知心中理想遥遥无期，而现实发声渠道又诸多阻碍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拥紧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共的态度越是强硬，他们越是视其之生命和信仰。

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比如自由、人权、民主、法制，这些东西作为普世价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如果在一个民族的实际生活、人的精神价值信仰、社会制度建构、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如果只有边缘的作用，没有根本作用的话，那就值得商榷了。

清华大学教授方朝辉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普遍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他们想象当中认为有一种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性普遍原理理解的基础之上，基于这种理解推出普世性，这是他们犯的一个基本错误。

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的大师，包括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内的一些人都强调法制和民主必须要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中国如果寄希望于未来社会的进步，只靠学习民主、自由、民权是不够冷静的。

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散发出浓郁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但在一定层度上缺乏对中国实际问题及其成因的深入理解，也可能他们认为这种理解并非必要，理想的彼岸即是答案。但事实上，正因为这种理解欲望和能力的缺席，才造就一种飞蛾扑火式的果敢，在面对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强大人情关系网络时，他们或注定重蹈魏晋名士的覆辙，在精神的巨大压抑和痛苦中穷耗一生。

除此之外，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中共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阻塞了所有和解可能，中共在处理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直没有找到恰当方法。

习近平上台后，曾明确号召中共党员要做知识分子的挚友和诤友，挚友和诤友是一种亲密无间、推心置腹，共同担当的关系，而当前中共和知识分子都陷入心的迷宫当中，双方存在成见、猜忌、厌弃和极端不信任。刘晓波病逝消息一发，相信一众知识分子的心都已冷透。

知识分子是中共不得不面对的群体，倾听他们的诉求和心声并不妨碍最终的决策，而先入为主地否定整个群体，阻塞雅言忠谏，对整个国家的治理和稳定都起不到积极作用，更会直接把知识分子硬性推到对立面去，塑造成敌人。知识分子与中共都需要走出各自的心之迷宫，在更宽敞的空间内寻找对话和互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