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谁在暴雨中悼念刘晓波？

伴随着刘晓波的逝世，对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的声援活动达到了高潮。2017年7月15日晚上7点，就在刘晓波去世后的两天，在支联会的倡议下，约2,500名香港市民来到了位于香港中环的遮打花园，他们以这里为起点，中联办为终点，发起了“悼念刘晓波烛光游行”。

遮打花园——这个以亚美尼亚裔香港商人、港英时期立法局和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吉席·保罗·遮打爵士命名的公园，由于位置接近前香港立法会大楼，面积也较大，这里一直是香港市民及各政治团体举行示威集会的热门场地，许多游行都选择这里作为起点或终点。

游行开始前一天，多维新闻记者曾致电支联会以了解这次游行的具体安排，其工作人员表示，多日以来，支联会办公室均无人值守，包括李卓人、何俊仁在内的支联会全体成员都在不间断地为这次游行做准备工作。成立于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的支联会，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2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工作。每年6月4日香港维园著名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就是由支联会召集的。

游行正式出发前，支联会在遮打花园现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哀悼仪式，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致悼词，他赞扬了刘晓波对中国民主事业做出的努力，并呼吁中共给刘晓波妻子刘霞更多的自由空间。

遮打花园到中联办总路程约2.5公里，但由于手捧蜡烛，以及警察对交通的协调，游行队伍走了将近两小时后才到达终点。从皇后大道中到皇后大道西，沿途设有大量商店、金融机构以及中资企业，游行队伍一路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眼球，也有人中途加入队伍。一些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也为此驻足、拍照并讨论刘晓波的事迹，不过依然碍于内地身份的原因，这些内地游客警惕性地互相提醒彼此，不要发送到国内的社交媒体上，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队伍到达中联办门前后，参与游行的人们在支联会工作人员组织下，分批向事先已摆放好的刘晓波遗像鞠躬、献花表示哀悼，警方也在协助维持秩序。由于参与人数众多，鞠躬哀悼从每次一排，很快变成每次两排，但依然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全部轮转完成。在此期间曾有暴雨光顾香港，加上时间不算短的步行（期间也曾有暴雨）与几乎同等时间的等待，整个烛光游行过程难言轻松，但参与的人群却看不出任何耐心耗尽的迹象。

事实上自7月10日起，人们就自发在此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接力静坐，他们希望能通过这种形式通过中联办向中国政府表达对刘晓波与刘霞状况的关切，以及与自身休戚相关的民主诉求。

长期以来，以支联会为代表的香港泛民主阵营对内地的民主化运动有着深度的参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实行着一套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制度，但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政治生态与内地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命运共同体。“一国两制”使香港在一定程度上保有了更大的的言论空间，民主派人士也充分利用这一定的空间去表达了他们的诉求，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态的建设之中。

反观大陆这边，关于“刘晓波”所形成的舆论场一直处在某种矛盾与扭曲中：自从传出被保外就医的消息以来，很多知识分子与民众都在关心刘晓波的安危，但公开领域除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每天在官网上挂出的病情通报，没有其他任何消息。官方媒体集体缄默，仅有《环球时报》在英文版上与西方媒体交锋。

甚至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刘晓波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刘晓波所住医院附近一家书店的老板，面对前来打探消息的记者，一脸茫然的说“你说的是王小波吧”。无孔不入的社交媒体也失去了威力，新浪微博上搜索“刘晓波”基本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内容，少数知识分子与学者的微信朋友圈截图通过点对点的方式有限传播——世界仿佛一下子退回到了费孝通笔下的那个“熟人社会”，又或者，世界从未走出那个被手机通讯录决定生活圈子的状态。

这总是让人想起鲁迅的小说《药》：刘晓波是少数为了民主运动而专程回到中国的人，也是“六四”之后“民运领袖”中少数不愿离开的人，但在他去世后，他所为之奋斗的土地一片沉寂，反而是远在香港的人们还在为他与他的妻子奔走。

当然，刘晓波身上的政治符号与小说中的“夏瑜”完全不同。刘晓波所主张的“零八宪章”，在今天看来不乏政治上的“幼稚病”与过度理想主义，但因此获罪而身陷囹圄，终究难以服人，更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依法治国”不符。

中共官方在近些年来对待异见分子的态度上，其实已经展现出宽容程度的不断升级，刘晓波临终前能否出国治疗，本是捅破那层窗户纸的点睛之笔。可在香港中联办门前那些星星点点的烛光映照下，还是不禁让人感慨，百年大党距离自身最需要建设的“三个自信”，还是差了不止临门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