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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的前世今生，与一个帝国的末路悲歌！
1945年农历腊月，在从吉林临江大栗子沟去往通化途中，目所能及，已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
寒风凛冽，冰天雪地，有一队八路军队伍正在艰难而有序地行进。
队伍中有一位女病人，时不时地打乱着他们的整饬。
这位女病人已病入膏肓。身体情况好时，她也常常停下，累得走不动路；病发时，更是精神恍惚，满脸流淌着鼻涕口水，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最开始，军人们会轮流背着她走。到后来，病发得益发厉害，女病人就只能被绑在担架上继续旅程。
这个形容枯槁，骨瘦如柴，早已病得失去神智的女人，若不说，绝不会有人知道，她就是曾经风华绝代的大清国“末代皇后”，爱新觉罗·溥仪之妻——郭布罗·婉容。
婉容的确“病”得很严重，但实际上，那是烟瘾发作的症状。
烟，绝非清宫中日常使用的水烟，而是福寿膏，即我们所熟知的“鸦片”。
在今天，鸦片已是众人皆知的毒品。但在婉容所身处的时代，尽管鸦片之害荼毒中华甚深，却还是有许多人将它拿来治病。婉容有腹痛之症，为镇痛，便求助于鸦片，久而久之，成瘾日深……
肇始：远道而来、缓解病痛的御药
鸦片在古代中国，最早出现在史籍中的姿态，就是药物。
《旧唐书·拂菻传》记载了唐王朝同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拂菻是其古称）的交往。由于路程遥远，拜占庭帝国同唐帝国并没有军事上的利益纷争，更多的，是派遣使者、互赠礼物的友好往来。
“乾封二年（唐高宗朝），遣使献底也伽。”礼物中，就有含有从罂粟中提取的鸦片成分的药物底也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它是一种很先进的解毒药。这短短十个字的记载，已经被学术界公认为鸦片传入中国的最早信史证据。
底也伽是贡药，能使用者自然非皇室莫属。鸦片提取物本身具有镇痛、消肿、治疗中风的作用，那么可以想象，“多苦风疾”、时常头疼头晕并伴有失明症状的唐高宗李治，就是底也伽的头号潜在使用者。甚至可以大胆推测，拜占庭帝国如此“贴心”地进贡底也伽，是针对唐高宗疾病的“有求必应”。
唐高宗并不像历史剧中那么平庸懦弱。实际上，他是一位执政勤勉、有勇有谋的封建君主：他选贤任能，开疆拓土，开创了“永徽之治”，“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而对中国法制史，他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律疏议》便是在唐高宗治下编订完成，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封建法典。
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婚姻，是“强强联合”。只不过高宗的励精图治，被疾病的侵蚀束缚了脚步，由“帝后辉映”，最终变成了“独圣临朝”。
高宗临终前，药石罔效，御医通过针刺头上百会穴的险着，才为高宗勉强续上性命。鸦片只匆匆在唐史中泛起一个小小的水花，便重新归于沉寂，可见它对高宗的病症，也是无甚用处。
然而这只是个开头，更“热闹”的，还在后头。
渐变：文人竞相追捧的嗜好品
在宋代，罂粟中鸦片成分的药用价值继续被时人肯定和发掘。许多名人都成了它的“代言人”：
它被御医制成了治疗痢疾的特效药，据说宋徽宗赵佶也曾服用过此种罂粟药物；它还被用来治疗脚气，当朱熹已经对脚气病情感到绝望时，罂粟壳令他痊愈了；到了辛弃疾那里，罂粟更是扮演了一回“南宋马应龙”，用以治疗他久治不愈的痔疮……
然而此时，对罂粟的追捧，已经变了味道。
或许是因为罂粟中的鸦片物质太万能……从宋人开始，他们不止拿罂粟来治病，还拿来吃，搞食疗。
宋代吃罂粟的最普遍方式，就是做罂粟汤，汤是由“罂中粟所煎”。由于汤色呈乳状，且推广它的是一群僧人，所以又被称为“法乳汤”，用以比喻佛法就像乳汁一样哺育众生。
罂粟汤开发出来不久，就吸粉无数，其中不乏当时的大V。
比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就在诗里透露过他喝过罂粟汤：“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归宜兴留题竹西寺》）。
而苏轼的弟弟苏辙，不但喝过，还同农民伯伯们学习种植罂粟的农业经验，自己DIY。写的诗《种药苗二首》中，其一就是讲种植罂粟，各种为罂粟“打广告”。苏辙将罂粟定位为药膳食材，说其：“便口利喉，调养肺胃”。写文写诗还不过瘾，他还记下了喝完罂粟汤后那种欣悦的感觉：“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这显然是喝嗨了……
还有一位著名大诗人陆游，也对罂粟汤推崇备至，半夜醒来口渴，都拿罂粟汤当水喝。陆游很多诗文都在写罂粟汤，从中可以推测出，他热爱罂粟汤已经到了略微成瘾的地步，并用罂粟汤取代了自己一直以来非常笃信的道家仙丹。
说起丹药，倒是令人想起魏晋南北朝时，士大夫服用五石散的风尚。比之五石散狰狞的副作用，用罂粟中的鸦片物质来调节身心生活的方式，显得“文艺”许多。但此时，“潘多拉盒子”还没有打开。
登峰：令帝王醉生梦死的奢侈品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
我们前文所说的“鸦片”，其实大都还是指没有经过深加工的罂粟所带有的鸦片物质。而至此，鸦片算是有了膏状成品。有一说它来源于西欧，被四处征战的蒙古人作为战利品，从西方带到中国。蒙古铁骑征服了印欧，而它们的鸦片征服了元人，以致元朝“士农工贾无不嗜者”。
鸦片固然仍有药物作用，但其秉持某种药效，走上了邪路。从明代开始，鸦片就被当成一种能增强某种你懂的功能的药物，大行其道。
从外洋进口的鸦片，结合其功用，真正是奢侈品，“其价与黄金等”。郑和下西洋带回许多土特产，其中有一种“碗药”，就是鸦片。郑和是太监，他的太监小伙伴们自然是宫廷中第一波鸦片成瘾者。然而还有一大波瘾君子正在袭来……
《大明会典》中有暹罗、爪哇、孟加拉等南洋藩国，定期向大明朝廷进贡鸦片的记录。会典中将鸦片称为“乌香”。以暹罗为例，每次进贡，需给皇帝鸦片200斤，皇后则是100斤。这个数量的鸦片，夫妻俩嗨一辈子也嗨不完，想来也都送人了——饶是如此，仍旧无法满足皇室的需要。
怎么办呢？
答曰：采办……
明宪宗时，朝廷公然派太监去南方几省和“近西域诸处”采购鸦片。不但如此，还开发生产鸦片膏的技术。宪宗朝该技术的研发完成，“嘉靖初（明世宗），其法益精”，这就意味着鸦片有了自产自销的可能。
“专利技术”完成了，钱可不能让商人都赚走了。于是明万历（明神宗）十七年，厘定了鸦片税率：“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明政府居然也要从中赚钱，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几百年后，定陵在1956年的发掘，除了让大批珍宝重见天日，随之面世的，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细节：人类学家竟从明神宗朱翊钧的头骨中，检测出了吗啡成分的残留。
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这是否能说明明神宗是瘾君子呢？毕竟许多野史都爆料他“中乌香之毒”。
完全有可能。
史载，明神宗嗜酒，每饮辄醉，每醉必怒，宫人内侍被其醉后殴杀者不计其数。按照王国维“二重论据”的史论方法——信史与文物可相互印证者，信度最佳——定陵中随葬的大量金玉酒具，恰恰呼应了历史记载的明神宗嗜酒、酗酒的生活习性。也间接说明，他自制力薄弱，容易沉溺于酒精，甚至其他刺激神经的药物、毒品。
明神宗搞不好真的是第一位鸦片成瘾的皇帝，怪不得他近三十年不上朝，躲在后宫当宅男。或许，他还能在“鸦片流通史”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他将鸦片命名为“福寿膏”。
鸦片从最初的药品，变成奢侈品，再由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这一态势在明末基本确定。
西欧直到19世纪初，都还未出现禁鸦片法令，社会观念并不认为鸦片是毒品。与之相较，中国对鸦片危害的认知可就比欧洲要早很多。
这就要提到烟草。烟草于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经由菲律宾传入中国南方，此后迅速在全国推广种植。到清代康熙年间，烟民人数已呈几何级数增长。就连康熙小时候都差点上瘾。
康熙曾表示：“吸烟耗气，我最厌恶吃烟之人。”
野史记载，南巡途中的随行官员陈文筒、史文清均是出名的大烟鬼，只是碍于礼仪，在康熙面前不敢抽烟。结果随侍时间一久，烟瘾开始泛滥，狂打哈欠。康熙不爽，赐两人水晶烟筒。陈史二人自是喜不自胜，以为皇恩浩荡，御准抽烟，便立即开始过瘾。却不料水晶导热性极强，将二人燎了个满嘴泡，还差点把胡子烧着。
康熙这意思很明确：过瘾容易，但烫着自己可不好看。相应地，便是开始在政策上实行禁烟。康熙看待自己少年时代的烟瘾，认为“已用而禁人，何以服人？”也身体力行，戒除了这一嗜好。
康熙朝禁烟草政策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比烟草本身要厉害，因为当时已经有人将鸦片混入烟草中吸食。于是朝廷实际上禁的是烟草还是鸦片呢？就是笔糊涂账。这下好了，烟草既禁，那烟民干脆都去吸食纯鸦片了。至雍正年间，已是烟寮林立，到了清政府不能不干预的地步。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颁布《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和《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虽然还局限于销售渠道，但这到底是世界上第一份对鸦片的禁令。
1796年，嘉庆帝下令禁止从海外进口鸦片，废止鸦片输入关税。1800年，嘉庆帝谕令严查鸦片走私，并禁止国内栽种罂粟。1813年，嘉庆帝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惩办鸦片吸食者的法令，并对盘踞在澳门的鸦片贩子采取严厉措施。
道光年间，清政府更是要求全国各地严禁吸贩鸦片。此前，吸贩鸦片只是一般犯罪。鉴于鸦片流毒的严重，以黄爵滋和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官员，主张应该在一段时期内，用重刑来“伺候”吸贩鸦片者。这才有了后来声势浩大的“虎门销烟”，此举狠狠打击了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鸦片贩子。
看似声势浩大，然而这些政策有用吗？
显然并不。
道光帝本人，就是个资深鸦片爱好者和大烟鬼。
这就尴尬了不是？
他撰了一部叫《养正书屋全集》的书，里面就描写了自己即位之前，吸食鸦片吞云吐雾的场景。文里赫然记录着“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反正，是看不出一丁点誓将鸦片禁绝到底的腔调。
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是即位以前，不算数。但当禁烟运动开始后，他纵容孝和睿太后吸鸦片，就有点那个了……当时宫中凡吸鸦片者，一律严惩不贷。但道光不但对孝和睿太后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未雨绸缪，密令北京地方官偷偷种植鸦片，以防禁烟胜利后鸦片成了断货王。并令内侍宫女隐瞒禁烟之事，好让太后吸得踏实。这算是打着孝道的名义自黑么？
孝道也好，“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也罢，上峰的“例外”，对底下人来说，就是默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道光帝既然能纵容母后吸鸦片，外严内松，那王公大臣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也就自不在话下。
而“风尚”，总是老百姓从居上位者那里学的。这鸦片，可还禁得了
余音：国弱无力心彷徨，名后香魂返故乡
鸦片，几乎同近代中国的悲惨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在世界史上，都几乎是特例。种植和使用鸦片的历史比中国悠久的国家，有之；鸦片使用范围更广的国家，有之……但基本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因为鸦片，引发了如此之严重的社会问题。
上行下效，固然是内部原因之一。
而大清国官员的愚昧和短视，更是为鸦片在国内的肆虐添了一把旺柴。
道光朝，对鸦片的危害，有两派意见。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针锋相对的，是弛禁派。弛禁派大臣们的眼睛，紧紧盯着的，不是福寿膏香甜烟雾缭绕下的受害国民，而是如潮水一般涌向西方的累累白银。
对鸦片，他们主张：彻底允许鸦片进口，鸦片按照药材纳税，为国家增加税收；鸦片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以避免白银外流；同时提倡国人种植鸦片，以“国货”抵抗“进口货”……
那么弛禁后，老百姓的性命又如何呢？弛禁派官员大手一挥，说只禁止官员和兵士吸鸦片就可以了，管老百姓做什么？那都是些“不足轻重之辈”，“愚贱无职事之流”，反正“海内生齿日众，端无减耗户口之虞！”吸毒死几个，又算得了什么？
无论贵为帝后，富比豪绅，或只是区区黎民百姓，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所有人面临的，都是同样的命运。
………………
郭布罗·婉容，在“满洲国”宣告灭亡时，被执意跟随日军逃往日本的溥仪丢弃在大栗子沟。此时的她，早已没有了神志和自控力。只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每天要吸鸦片。
八路军特意准备的烟土和病号饭，没有挽回清帝国末代皇后的生命。
她也曾健康活泼，窈窕美丽，对生活充满极大热情，在紫禁城中留下许多珍贵的倩影。
她也曾想做一位好皇后，本着善良仁慈的天性，为灾民捐赠出大洋，和自己心爱的珍珠项链。
她也曾试图抗争命运，试图带上满洲国皇帝溥仪，逃脱日本侵略者的掌控。
然而这一切，都戛然而止。
彼时，日本侵略者大规模种植，用以麻痹中国人斗志、试图从灵魂深处彻底解除中国人武装的火红罂粟花，席卷着热河的田野。
当一个真正能明白禁毒事业关乎国家存亡，并将禁毒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人民政权，终于痛下决心采用一切强制手段消除鸦片隐患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过去一个多世纪。在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努力下，仅用了短短十年，就令几乎所有的国内吸毒者都成功戒掉了毒瘾。
鸦片这个魔鬼，终于结束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肮脏生命。
而婉容又在哪里？
1946年的一个寂静深夜，她孤零零地死在监狱中。
战争未休，人们草草将她埋葬。
陪伴她的，没有凤冠霞帔，只有一杆她生前心爱的、发黄的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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