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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金融时报:从万科到万达,大佬的黄昏来临?

2017年的夏天酷暑不退,中国资本市场场内场外,也酣战正炽。

7月19日,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的“三国杀”被各路大小媒体自由演绎,从推迟发布会到背景板上“富力”字样的神出鬼没。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融创集团董事长孙宏斌、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三人觥筹交错之间,六百多亿的交易敲定。融创以438.44亿收购万达13个文旅城项目91%的股权,富力以199.06亿收购万达旗下77家酒店。

万达从2000年起就发力商业地产,和地方政府合作紧密。全国大小城市的94座万达广场铺就其成功之路,将商业中心、酒店、步行街等模式结合得驾轻就熟,仅万达旗下酒店就有四个品牌;而2010年之后万达在文化旅游等领域更投入不少,王健林在6月30日还为哈尔滨万达城开业站台。

如今,说卖就卖,急于成交之下,价格并不高,军人出身的王健林果断可见一斑。

万达为什么要卖资产?万达一直有转型轻资产的战略,但此次王健林表示打算是还银行贷款,降低负债率。但细究下来,万达的负债率其实并不算高。中国房地产企业平均负债率大概是80%左右,万达负债率在2017年年初为70.61%,以万达的发展速度和地位,如此负债率实属难得,负债率并不是如旁人设想那般是万达的软肋。

如果加上这次交易所得,那么万达的负债率会更低。那么低的负债率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在交易结束后,在对财新的书面采访中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这个夏天,或许是中国商业大佬从国际市场上回撤的开始。王健林前段时间接受FT总编莱昂内尔?巴伯采访中,也提到海外收购美国电视制作公司迪克?克拉克制片公司交易告吹。王健林解释是两边的政策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放弃,“两个国家的有关政策都发生变化,美国也有人不同意我们收购,中国这边的一些有关的政策也有变化”,“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海外自己融资解决,只是不愿意成为一个不守规矩的公司。”

所谓守规矩,既是对市场,也是对监管者而言。一边在出售国内资产,一边强调投资回国,对应的大背景是中国企业尤其是民企在海外投资大跃进。根据胡润研究院与易界Deal Globe合作的《2017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特别报告》,中国企业去年海外投资并购交易金额大幅增长150%。其中,制造业、金融服务和能源成为跨境并购交易最集中行业;就企业而言,海航、安邦、万达等俨然是最活跃的并购企业,可谓当之无愧“头羊”。

以万达为例,这些年万达海外并购总额折合下来接近2500亿人民币。6月期间,媒体报道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海航集团、复星、浙江罗森内里在内数家企业的授信,据悉“排查对象多是近年来海外投资比较凶猛、在银行业敞口较大的民营企业集团。”这一表态,导致了万达复星等几家企业突遭股债双杀,万达电影股价一度暴跌9.87%。

面对如此狙击,王健林展现其枭雄本色,大举甩卖之下断臂求生,急流勇退之举,倒也令人想起两年举国议论的李嘉诚。对比之前海外买买买颇为得力的安邦,其海外并购规模估算接近200亿美元,2014年更高调把纽约华尔道夫酒纳入囊中,但今年局面急转直下,其传奇董事长吴小晖被公司公告表示“个人原因不能履职”。

中国改革开放,其起步本身就是不断和国际接轨的一个过程。过去,以市场换技术是不少地方吸引外资的重要目的,如今中国不再缺钱之后,随着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官方态度对于企业走出去收购资源技术一直是鼓励为主,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与随后的人民币升值,更是给予民营企业“海外捡便宜”的动机。

时移事往,当人民币外汇储备近些年降低到3万亿之下后,以往官方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变得微妙起来。从2015年8月人民币贬值开始,保持金融稳定成为首要底线,意味着即人民币汇率以及外汇储备都不能出现太大变化,这其实是两难选择,对企业而言的直接后果则是资金出海变得困难起来。2017年以来,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官方口风日益严厉,2017年7月,五年一度的金融工作会议更是强调防范金融风险。

如今,对于海外收购盲目批判四起,这也让人反思,海外收购如何做才好?有意思是的是,中国批判民企海外收购,往往以日本海外收购作为教训案例,日本企业国际化似乎成为失败案例。

事实上,日本企业国际化不可简单称为失败。日本企业国际化从60年代起步,早期经历了出口导向与海外生产阶段,再到8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战略与90年代之后的全球本土化发展不同阶段。在80年代广场协议前后,日本政府为了缓和贸易摩擦,也希望从制造业立国转向贸易立国进而投资立国。

对比之下,当下中国发展阶段,其实和80年代日本有些类似。当时对日本企业而言,一方面本币升值,另一方面是海外投资回报率更好,日本对海外投资有其合理性。在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之后海外投资一度有所的下降,但是后来再度回升。多年来日本企业持续的走出去战略,虽然在日本国内也引发制造业空心化等争论,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时代高价买入日后低价卖出在海外也曾是新闻,但其正面效应不可抹杀,评价日本企业海外投资需要公允。

恰恰是因为日本企业持续的国际化,使得日本经济即使国内萎靡,海外资产仍旧能够带来不菲收益。其经济结果,虽然不能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再造一个“海外日本”那么夸张,但是日本企业依靠海外投资其实也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下滑的同时提升了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 以购买力计算,2016年GNP为5.444 万亿美元,对比之下,GDP为4.939 万亿美元。更不用说这些海外投资,对缓和贸易争端、整合国际资源、带动亚洲等国家工业化的无形贡献。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对中国有何启示?企业海外投资,不可避免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经验和教训都是企业摸索所得,并不存在政府的统一战略步调。企业尤其私有企业在合理激励之下,或许有冒险与杠杆,但是其自身也承担了结果。

今年的热闹令不少人始料未及,中国企业家不少老面孔离场,比如王石离开万科。我当时在个人微信号《徐瑾经济人》感叹“王石退出,偶像黄昏,枭雄末日,小丑狂欢”。

万科和万达模式,一直是很有意思的对比。万科被誉为中国房地产的头牌,在住宅产业化等领域贡献不少,万达则一直在商业地产领域可谓独树一帜。

王石退出,一点引发不少纪念追思热潮。我在《徐瑾经济人》评论说王石的伟大,不如说那个时代的伟大。柳传志、王健林、孙宏斌甚至贾跃亭,彪悍如斯,何尝不是借92南巡春风占得改革开放先机。野蛮生长的时代,英雄狗熊凡人都能有机会上场,如今一切,真是俱往矣。更关键的是,英雄或许不问出处,但是一定要择时,或者英雄也要迎合时代,而很多自诩挑战时代的人物,无非是时代挑选宠儿而已。须知,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

房地产是中国商业最贴切缩影,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再次强调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也强调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我多次感叹,土地财政之下,权力浸润着房地产业方方面面。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之最大动力,政治与商业结合成为企业做大做强通行证,不知多少企业对此食髓知味。

问题在于,这一道路有超额收益,自然也存在意外风险。从统计看,中国富豪数量不少,但亿万富翁数量一直显著低于他国,这说明商业做大到一定程度,也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在这个燥热而多事的夏天,或许中国商人大佬们,应该重读一下胡雪岩,这次不是学他的成功,是学习如何避免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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