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80周年”烛光悼念会
“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80周年”烛光悼念会"今(13日)下午5时在安省议会Queeb's Park 门前举行。近千人冒着天寒地冻的天气下聚集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哀悼追思,向主流发声展示民意,“铭记历史 祈愿和平”是华人永远的诉求,也是世界永远的主题。
安省省议员黄素梅于今年10月26日提出的66号动议在安省议会获得全票通过,即安省设定每年的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今年是66号动议通过的第一年,也是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多伦多华人社区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来表达对在大屠杀中死难者的哀悼追思之情,对世界和平的祈愿!12月9日华人社区成功举行了大规模的“铭记历史 祈愿和平-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80周年追思会”活动,12月12日晚举行的向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公祭仪式等,都受到华人社区热烈反应支持,影响很大。
近千人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80周年”烛光悼念会。林风云摄
右起,中国驻多总领事何炜,省议员黄素梅,史维会主席王裕佳。林风云摄
黄素梅省议员于今(13)日下午在安省议会大楼前草坪举行“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80周年烛光悼念会”,这是66动议通过后举行的第一个大规模官方纪念活动,意义重大,不仅是向全社会展示华人勤劳努力,而且关心加拿大政治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更要让省政府,以及联邦政府看到华人的气势,听到华人的声音,“铭记历史 祈愿和平”是华永远的诉求,也是世界永远的主题。
生活服务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
51.CA
立场。
那些在广场中伫立的人们,他们的一些亲戚,没有在南京大屠杀中丧生,可是逃不过后来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劫难。
还有,几百年前,疯狂屠杀汉人的成吉思汗,现在可是民族英雄哦。最近一个侮辱成吉思汗的中国汉人,居然被判刑一年。汉人思维逻辑歪曲至此,你们还是中国汉人吗?数典忘祖,说的就是你们。
今天的日本皇室,据说是秦朝徐福的后代--那可是如假包换血统纯正的汉人哦。
经历了五胡乱华以及蒙古人统治的汉人,你的血统也许还没有那些日本鬼子的血统纯正呢。
知道蒙古人对汉人的初夜权吗?你们难道眼睛瞎了吗?
你看看你周围许多汉人的长相,你看不出被蒙古人混血的迹象莫?
不好再骂了,再骂不好听了。
看看 一寸山河一寸血 吧,他们才是英雄,而你们,奉旨聚会的,是孬种。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就发起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 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 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分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分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 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 (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 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 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 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 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 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只是这五个省,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 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 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 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 那样饿死人。这些数据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更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 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 4,040万至4,319万之间。”金辉的数字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 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2010年,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发表《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的英文专著,提出中国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是4,500万(是目前 这个领域研究中最高的)。冯克的数字是在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曹树基(根据中国官方人口统计推算出的3,000万到3,200万死亡)的基础上推算出的。冯 克在中国调查时发现,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死亡数字都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而且冯克还首次提出具体 比例:很多死者不是由于饥饿,而是被中共当局打死或自杀,这个数字占4,500万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计算,也有270万人!曹长青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 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 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 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 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 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 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 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 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