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关爱底层生活才能彰显社会良知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社会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两级分化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一边是财富的积累，另一边是贫困的积累，社会分配严重不公。马克思主张进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这些手段和措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看来，马克思是自由主义者，公平正义的分配，只有新自由主义者才具有这样的价值取向和功能。不加强国家的社会分配功能，仅通过市场本身的分配功能，只会使资源和财富流向少数富人群体。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不但永远处于贫穷状态，而且贫穷还会代际传承，即现在所说的穷二代、穷N代。

社会学意义的良好社会，是一个橄榄球形的社会，即富人和穷人少，中产阶级多。社会学意义上的恶性社会，是一个哑铃形的社会，即富人多，穷人多，中产阶级少。富人多只是财富上的多，而非人数的多。穷人多则是财富少，人数多。由此而产生的穷人反社会力量，具有难以预测性和巨大的风险性。

物质富而精神不富，追求物质有精神，追求精神没精神，是社会病态的表现。社会上人人都谈钱、爱钱、追求钱，通过钱来追求女人、征服女人，并因此来炫富，展示生活质量，不但让穷人失去结婚的机会，也会掀起穷男人与富男人争女人的战争，何况中国的男光棍已经达到几千万。让肉欲纵横四海，只会让整个社会虚脱。

追求社会学意义上的良好社会，不但要扩大中产阶级的数量，而且要扩大中产阶级的质量，既要让中产阶级具有稳定的职业和财富，也要有稳定的精神品质和理想追求。只有化解中产阶级的焦虑，进而化解整个社会的焦虑，才能让富人和中产阶级有时间和精力去帮助那些处于社会底层人口，缓解穷人与富人、穷人与中产阶级的对立情绪。

无论从哪个角度，穷人都是必须关注的对象。穷人的穷，大都不是因为本身造成的，而是社会造成的。在这方面，不但需要富人对穷人要有爱心，不那么自私自利，也需要社会组织建设，通过慈善的方式救助他们。“贵人行为理应高尚”，中国多富人少贵人，要完成富人向贵人的转化。

社会互信，要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没有仁爱，就没有社会互信，只有社会互害。没有仁爱，就没有社会良知，就失去了人之称为人的做人底线。

在帮助穷人方面，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国家的强大必须落实到穷人的强大，国家的尊严必须落实到穷人的尊严。大国崛起必须是穷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崛起，没有穷人尊严和价值的崛起，表明国家的责任没有履行到位，国家的义务没有尽好。失学儿童的存在，穷人看不起病自杀身亡，中产阶级经不起一场大病的折腾，都是国家的耻辱。

精准扶贫体现的就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精准扶贫在实践中扭曲变形，精准扶贫变成精准填表，精准扶贫变成精准扶富、精准扶官、精准扶亲戚，都是地方权力被上级追求政绩压力下的结果，也是地方权力滥用的结果，更是制度规则法治建设没有及时跟进的结果，制度也因此失去权威性、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

国家、社会都需要关爱穷人，关爱穷人，就是关爱我们自己。社会有穷人不是国家和社会的耻辱，放弃对穷人的关爱才是国家和社会的耻辱。关爱穷人，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爱出爱的时候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离不开富人与穷人的共同共建，离不开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