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书越多的人，越容易读错别字？

为什么读了错别字，比别的错误更让人尴尬？

错别字的悲剧

上高中时，语文老师经常叫作文写得好的同学在课堂上读自己的作文，承蒙他老人家的厚爱，我是最经常被点名的一个，这也是我中学时代少数能引以为傲的事，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当然对于我的同学而言，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喜剧。

那篇作文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读到“我很尴尬”这四个字时，忽然就觉得周围气氛不对，同学们一开始是“吃吃”地笑，然后哄堂大笑。

老师拿起我的作文本，看了看，在语文老师本能的驱使下，他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尴尬”，然后问大家：这两个字读什么？

虽然过了很多年，我仍然很感激那些无私地帮我纠正发音的同学：

“烂……贱……”

不过，说完后再发出那种笑声，就没必要了吧，童鞋们？

而且，我是这么读的吗？我只不过是把“尴尬”读成了“滥介”而已，jie，不是jian啊，一群文盲。

幸亏，当时校长正发起“禁止起绰号”的运动，否则，“烂贱同学”一定会留在我的毕业留言簿上。

只是从此以后，我就失去了读自己作文的资格，老师可能认为，自己写的字，怎么会读错呢？肯定是抄的。

就像“鸿鹄之志事件”一样，大家都认为，林校长肯定事先没看过稿子，否则发现不会读的字，为什么不问一问呢？

以我的悲惨经历，这个推测毫无道理——发现一个自己可能不认识的字，一般人的反应肯定是想办法跳开，以校长的阅历经验一定可以做到。

那些真正容易读错的，都是你自以为认识的字。

比如说，我肯定听到过“尴尬”这个词的正确读音，但习惯性地把看到的“尴（lan）尬(jie)”这两个字，和听到的“尴（gan）尬（ga）”这个语音，当成意思差不多的两个不同的词。

读错别字很容易被当成是文化水平低的表现，这是当时的我尤其不服气的。以我小学就把父母厂里的图书室看到无书可读的经历，我当时对“烂贱事件”的自我解释是：

别人读错别字，可能是因为书读少了；但我读错别字，却是因为本人读的书实在太多了。

准确地说，是读得太多太快了。

真正的知识是什么？

读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精读，一种是泛读。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荆州，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人游学，后面三人读书是“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

“务于精熟”就是精读，目的是深入地研究一本经典，熟练运用其中的知识。“观其大略”是泛读，目的是在较短的时候，读大量的书，让不同观点产生碰撞，形成自己的个人知识体系。

然而，泛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很容易读错别字。

因于汉字属于非表音文字，不认识的字（尴尬），无法对应到已知词汇的声音（gan ga），只能通过上下文猜意思。加上现代常用汉字大部分是形声字，我们很容易养成“见字念半边，不会错上天”的习惯。

很多字，你猜了几次后，就很容易产生“自己已经认识了”的错觉。

很多人都觉得纠正错误字很简单：遇到不会字，查字典不就行了吗？可对于一个习惯于快速读书的人来说，如果一遇上不认识的字就停下来查字典，就会严重影响阅读速度，影响阅读的流畅性。

我们应该为了少读错别字，而放弃快速阅读的习惯吗？

诸葛亮为什么钟情于泛读呢？接着往下看原文，诸葛亮对这三个人说：“你们的水平，可以做到‘刺史郡守’的位置”。三个人反过来问孔明的志向，“亮但笑而不言”。为什么不说呢？前面说了，他是“自比于管仲、乐毅”的。

知识的内涵是在不停变化的，在农耕时代，只要精读儒家典籍，把每一个字都理解透，就可以做到“刺史郡守”这个位置。

但诸葛亮是立志要辅佐君王的，他要大量掌握政治、军事、历史、地理等知识，还要活学活用，建立自己的大局观，这些都需要大量读书。所以只能选择“观其大略”的泛读。

而在信息时代，把每一个字的音读准，更是一件非常非常次要的事了，要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就要大量跨领域的阅读，就必须要保证阅读速度。

在很多人看来，错别字是一个态度问题，当然，写错别字肯定是不对的，至少是语言知识掌握的不够扎实。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不值得花时间去改的缺点——除非你像我一样，后来从事文字工作，才不得不纠正了很多以前读白的字。

事实上，我觉得有一个比纠正错别字更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把错别字当成一件很“烂贱”很丢脸的事，而对于那些更严重的错误，却能泰然处之？

读错别字，比别的错误更容易让人尴尬？

不同的人对错别字容忍的阈值（不是阀值哦）不一样。

曾经是“白字大王”……，不“白字天王”的我，自然对错别字持相当宽容的态度，上学时，看那些每行都有错别字的盗版书，照样乐在其中，但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有文字洁癖的：

有人说，有一回看到“荷马史诗”被写成“河马史诗”后，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因为满脑子都是河马。

有人死也不肯去“东方既白”，因为少了一点。跟他说了，这是书法名贴《前赤壁赋》上临摹下来的，也不行。

还有人用微信摇一摇，发现周围有人微信签名有错别字，立刻先加人家为好友，告诉他字写错了，回头再删了这个人。

自然少不了《生活大爆炸》里每次住酒店都要纠正菜单上的错别字的“谢耳朵”：

有一个行业，对错别字容忍度最低，这就是新闻业。

“中国新闻奖”有一条硬规定：作品存在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多字、落字等情况，不得获一等奖；以上错误出现两次以上的，不得获奖。

2002年，《中国铁道建筑报》有一个叫朱海燕的记者，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待了十几天，观察藏羚羊的迁徙过程，最后写了一道著名的报道《请过路吧，亲爱的藏羚羊》。

这篇报道原来是被评为一等奖的，就是因为评委发现其中有一个错别字，把“迁徙”写成了“迁徒”，按规定降为二等奖。

不让有错误字的新闻拿一等奖，我觉得这个规定很合理。但问题就在于，除了“错别字”之外，更严重的问题你能看出来吗？“中国新闻奖”的获奖名单中曾多次出现假新闻和抄袭之作，甚至还出现了用“假报纸”通过层层严格评选，最终拿奖的。

可以理解的是，毕竟错别字一眼就能看出来，假新闻却没那么容易发现。换句话说，人人都有能力发现“错别字”，但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发现更严重的错误。

说句不中听的话，对于吃瓜群众来说，发现“原来你也会写错别字”，是唯一能在北大校长面前找到优越感的机会。

当年，作协主席铁凝为《美文》杂志写了“风华正茂”的贺词，“茂”字下半身多了一点，写成了“戍”。吃瓜群众纷纷围观，这可比北大校长校庆致辞读错别字，错误性质严重多了。

事实是，现在练书法的人太少了——书法作品多写一点，少写一点，都是艺术处理。这事儿，铁凝根本不屑于回应。

相反，在这次的“鸿鹄之志”事件中，真正严重的错误，却被吃瓜群众轻易“原谅”了。

真正错误的，是对“质疑”的质疑。

林校长的回应，基本上不出我所料，稿子确实是他本人所写，而且他也知道，今后难免还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只是他把这个错误归究于文革，实在是太“谦虚”了。

但回应的最后一段——通常是此类回应最重要的一段，却有一个比“错别字”更错误的观点。

怎么能说“没有创造价值”呢？全国的网民不都跟着校长一起上了一堂免费语文课吗？

请容许我篡改《围城》里的一句话：一个人写错别字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时候，尾巴只有少数人看见，直到它爬到高高的树上，才把后部供大众瞻仰。

“鸿鹄之志”不算冷门词，按林校长的年纪，恐怕在非正式场合，说过不止一次。是什么让他失去了早一点被别人纠正的机会？

真正害惨了校长的，是“不容质疑”的地位和权力。“焦虑和质疑”就算真的“不能创造价值”，也至少可以让你免于这次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

既然说到“权力”，既然今天讲的是错别字问题，就要讲到另一个容易混淆的词——“权利”：

权利——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

权力——某些人影响另一些人的能力。

而对这组错别字的“焦虑和质疑”，价值堪比制造国产芯片的能力。

（柴静的《穹顶之下》里，采访配的字幕）

这一段是《穹顶之下》里采访加油站老板的情节。老板说环保部门“有（查环保的）义务，但没（查环保的）权力”。我们知道，和“义务”对应的词应该是“权利”，是配错了字吗？联系上下文，这句话的意思又是通的。

真相了，这一对错别字！

中国式权力=中国式权利，你没有被权力机关赋予“焦虑和质疑”的权力，就相当于无法拥有“焦虑和质疑”的权利。

我发誓，谁能把这对错别字给纠正了，把“权力”而不是“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以后要是再写错别字的话，就直播吃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