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抑或死亡：这里就是所谓的“失败国家”

“9·11”事件发生那一年，我15岁，刚刚入读高中一年级。在那天深夜，当晚间新闻中突然播出世贸中心遇袭的消息时，我的感觉是惊愕而无所适从的：就在11日早上，刚刚从美国交流学习回来的英语老师还在向我们回忆夏天登顶双子塔俯瞰曼哈顿岛时的激动心情。第二天，整个课堂上都弥漫着一种混杂有兴奋和紧张的躁动情绪；语文老师破例把晚自习时段用来交流各大报刊和电视台关于袭击事件的报道。而江苏省内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报纸之一《扬子晚报》，因为在12日头版刊登了长篇综合报道，一夜之间竟卖至脱销。

许多年之后，我在家中翻出了高中时代的语文札记本。在2001年9月12日那一页，写着这样一段话：“本次袭击行动的策划者，最有可能来自三股力量：一是藏身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大亨本·拉登，二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三是科索沃战争后心怀不满的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他们对美国都怀有刻骨仇恨。”

2001 年12 月15 日，与英美军队并肩作战的北方联盟士兵乘坐满载弹药的货车，在本·拉登曾经的老巢托拉博拉山区搜捕“基地”组织成员（视觉中国供图）

这当然谈不上是什么洞察先机。即使是在资讯来源有限的上世纪90年代，一个对世界事务抱有兴趣的中学生依然可以从美国媒体披露的关于1998年达累斯萨拉姆爆炸案和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事件的调查结果中，得到关于神秘的本·拉登其人的信息。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主办的《世界军事》杂志，也会不定期报道在阿富汗发生的内战，以及“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喀布尔屠夫”希克马蒂亚尔等人的活动。在人民大学学习国际关系时，我从劳伦斯·赖特撰写的普利策奖作品《末日巨塔》中得知：“9·11”事件之前，在美国安全和情报机构中已经有多位头脑清醒的分析人员发出了“基地”组织可能袭击美国本土的预警，但这种先见之明很快被淹没在了信息汪洋以及普遍的乐观情绪之中。对大多数人来说，阿富汗过于遥远，可以忽略不计。

“9·11”事件整整17年后，我第一次踏上了阿富汗的土地，开始了一场为期两周的采访旅行。

参观过2017～2018年在北京、成都两地举行的阿富汗国宝文物展的读者，多少会对这个中亚山地国家作为希腊、罗马、印度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古典文明交流场域的遥远历史有所了解。但这和我在今日阿富汗所见的一切关联有限——如同刚刚去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所言，对那些直到19世纪才被强行拉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来说，辉煌的往昔是模糊的，历史必须“重新开始”。而在这段全新的历史轨迹中，阿富汗无疑是不折不扣的“失败国家”。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上，阿富汗名列第169位，属于全球最后10%。它的3250万常住居民中只有26.7%居住在城市，总体平均寿命刚刚超过52岁。当地成年人的识字率低至38.2%，人均国民总收入在2015年才勉强达到1871美元。身着蓝色波卡罩袍、脸部和眼睛隐藏在面纱之后的阿富汗妇女，就业率不过19.3%，平均每人一生却要生育5.1个子女：其中接近三成夭折。

在历史悠久的喀布尔大巴扎门口，一名身穿波卡罩袍的妇女怀抱幼儿向路人行乞（李亚楠 摄）

但在阿富汗发生的一切，与我在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战乱国家观察到的情形又截然不同。在20世纪推翻土耳其统治以及反抗英法殖民瓜分的抗争中，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至少在形式上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只是在治理业绩上屡遭挫跌。而阿富汗陷入的却是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断裂“洼地”——是英俄两大帝国在19世纪的“大博弈”把这个小国带进了世界史循环中；然而“大博弈”的戛然而止，又使它作为一个面目模糊的缓冲国继续维持了下去，同时无人愿为其分担现代化转型所需的成本（哪怕是以英属印度这样的殖民统治形式）。构成“现代国家”形式所需的一切质料：清晰的地理边界，主体民族间的相互容忍和底限认同，相对统一的地区市场，对共同法律秩序和行政机构的向心力……在阿富汗都未齐备。几位20世纪君主举步维艰的现代化改革，则继续为外国势力介入造成的动荡所破坏。结果遂使今天的阿富汗虽然在形式上维持了国家的面相，却始终不曾获得明确的、基于自我判断的身份认同——在阿拉伯世界是挫败，在阿富汗则是迷茫。

在喀布尔老城著名的双剑王清真寺，一群鸽子从狭窄的街道上空飞过（李亚楠 摄）

因其如此，在阿富汗采访的两个星期里，我时常被一种时间上的错乱感所困扰。在喀布尔市中心的智能手机商店和高级土耳其餐厅，物质消费的水平乃至服务规范已经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相差无几。俯拾皆是的英语培训项目招贴画和进口电器行广告也暗示：或多或少，这里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循环的一部分。但仅需向南移动十几公里，走进高悬在半山腰的普什图人贫民窟，你便会发现：那些已经学会驾驶汽车的本地居民，依然遵循着和200年前的中亚汗国牧民类似的道德法则，将外国人视作天然的勒索、绑架对象。在首都戒备森严的政府办公楼内，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能熟练地在两三种语言之间切换的官员们近乎炫耀地向访客展示着一摞摞统计报表，一来借此夸耀自己的执政业绩，二来作为吸引外国投资的依据。而在数百公里外的南方农村，另一群官员正在为自己从罂粟种植生意中分得的份额讨价还价。有时你会误认为自己正身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有时则猛地被抛回到莫卧儿帝国时代，被迫适应一种前现代的社会风俗和道德观念。唯一一致的是对暴力的滥用——在这里，表达政治诉求和不满情绪的首选方式是枪击或实施自杀式爆炸。

2016年3月29 日，喀布尔妇女纳吉巴怀抱在自杀性爆炸袭击中受伤的两岁外甥夏比尔，等待意大利医生的复诊。随着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和种种不满情绪的爆发，阿富汗国内安全角势已经恶化至2009 年以来的最严峻状态，城市爆炸案件时有发生（视觉中国供图）

另一种一致性则是对逃离此地的渴望。从升斗小民到政府官员，从目不识丁的出租车司机到全国第一学府的大学生，或早或晚，都会提出那个羞涩的问题：“如何才能去到中国？我能在中国找到一份工作吗？”

在这场奇幻之旅途中，我阅读了十几种与阿富汗有关的历史文字，他们来自19世纪的英国探险家、1930年短暂造访此地的美国著名记者夏伊勒以及上世纪80年代在“阿富巴”地区与反苏穆贾希丁（圣战者）同行的欧美旅行者。在这些记录中感受到的异常的熟悉知觉，使我不再简单地将造成灾难的原因归结到最近40年里美国和苏联的两次入侵。在回顾宏大历史事件的同时，我尝试去捕捉“洼地”中那些无所适从之人的真实感受：我和摄影师李亚楠与昔日的内战亲历者一同进入潘杰希尔谷地，倾听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愿景。我们见到了最近40年阿富汗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希克马蒂亚尔，尝试从他们父子的谈话中理解阿富汗现实政治的逻辑。我们也凭吊了已经被塔利班彻底摧毁的巴米扬大佛遗址，抵达了西部古城赫拉特饱经沧桑的穆萨拉宣礼塔群，和那些生活在当地、却与历史全然割裂的年轻人交谈。我们甚至尝试去理解仍在喀布尔频繁发生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背后的动力——他们或许有别于我们熟悉的生活，但依旧构成正在进行的当代历史的一部分。

2016 年12 月， 喀布尔西南方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内悬挂着在最近一次自杀式爆炸袭击中遇难的亡者照片（李亚楠 摄）

我不能吹嘘这项工作完成的有多么出色。在20世纪的历史中，“地理政治学之父”麦金德以及杰出的塞缪尔·亨廷顿早已做出过关于阿富汗的预见性判断，并且为随后发生的事件所印证。但无论麦金德还是亨廷顿，都不曾实际踏上过阿富汗这个国家的土地。我希望描述的不仅是属于美国总统、恐怖主义大亨以及天才游击战领袖的传奇经历，还有为那些“传奇”承担代价和后果的人——那些真实的、尽管并不总是善良和可爱的阿富汗人。他们依旧困惑于我们自认为已经摆脱的那些问题，同时也分有着我们自己正在经历的阵痛。

日落时分，喀布尔市民在贝贝马罗山公园俯瞰市区全景（李亚楠 摄）

在这道内陆低地与次大陆之间的褶皱上，在这座连结“心脏地带”与濒海季风区的关隘中，在这条异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我听到的是一个哈姆雷特式问题：“生存，抑或死亡？”还不止于此：在土耳其与黎凡特接壤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蛮荒地带，在伤痕累累的中东古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我也曾听到过同一个问题的回响。在我出入阿富汗山地的两个星期里，财政濒临破产的巴基斯坦选出了一位普什图族新总理，土耳其货币一步步走向崩盘，叙利亚政府军正在朝德拉省与约旦的交界地带进军。这三个国家和阿富汗的人口合计达到3.4亿人，与美国的总人口（3.28亿）相当。而这个世界最终将演变成何种样貌，不仅取决于那3.28亿人的意愿和诉求；3.4亿沉默者，同样会给出属于他们的答案。

阿富汗的历史写满了曲折和悲怆。在#三联生活周刊#本期#封面大使#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看来，今天的阿富汗，像是一个从中世纪直接穿越而来的国家，虽然满目苍夷，让人充满绝望，但是也有希望所在。阿富汗已经尝试了无数条道路，在当前的阿富汗年轻人身上，依旧有开拓国家、民族发展新道路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