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坑蒙拐骗偷全部无罪 原因让人尴尬

上周四（5月30日），CBC报道了一条略显奇怪的新闻：近年来，加拿大各地法庭都不再审理小偷小摸、小额诈骗、打架斗殴等案件，此类诉讼的被告一概释放。

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加拿大的法官和检察官人手严重不足，案件积压严重。为了将有限的司法资源专注于最重要的大案要案，法庭决定，罪行较轻的案件能撤销就撤销。

普通人工作量过大的时候，会要求增加工作时间。而加拿大法官在工作量过大的时候，决定减少工作量，甚至不惜为此放走坏人。

这种趋势，在加拿大最高法院通过“乔丹判决（Jordan ruling）”之后更加明显。

2008年12月，BC居民乔丹（Barrett Richard Jordan）因涉嫌持有和买卖毒品被警方逮捕，随后被提起诉讼。但因为检察官和法院的多次拖延，乔丹的案子4年多都没有开庭审理。

乔丹的律师Eric Gottardi根据《加拿大人权和自由宪章》中“任何嫌疑人都有权在合理期限内得到法庭审判（Any person charged with an offense has the right …. to be tri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的规定，要求法院尽快审理，但先后被BC省最高法院和BC省上诉法院拒绝。接着，乔丹将官司打到了加拿大最高法院（Barrett Richard Jordan v Her Majesty The Queen）。

乔丹案的律师Eric Gottardi在法庭上

2016年7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称，乔丹等待开庭的时间确实过长，已经超过“合理的时间范围”。乔丹的案子被法庭当场撤销，嫌疑人也被无罪释放。

借助“乔丹判决”，加拿大最高法院从此对案件审判的“合理时间范围”（within a reasonable time）进行了明确规定：省级法院的刑事案件必须在18个月内开庭审理，高等法院案例必须在30个月内开庭审理。超过这些时长的都属于“不合理拖延”（unreasonable delay），犯罪嫌疑人将被无罪释放。

加拿大检察官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Crown Counsel）主席Rick Woodburn说，法院优先解决大案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如果轻罪案子不再审理的做法成为常态，加拿大就需要决定，是否应该将这些轻罪行为直接从刑法中删除，否则法律的严肃性将遭到挑战。

将轻罪行为无罪化的做法，美国已有先例。2014年，美国加州通过47号法案（California Proposition 47），将一些原本属于轻罪的行为变成无罪，比如金额小于950美元的盗窃。 加州方面说，此次修法的目的是缓解人满为患的监狱压力，同时为政府节省大笔经费。

这些说法理论上讲没毛病，但总觉得有点儿别扭。许多大罪都是从小罪发展来的，俗话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将犯罪的萌芽掐死在摇篮里，不仅有益于社会秩序，也能及时挽救误入歧途的当事人。

“效率优先”的思路，确实一定程度治疗了检察官、律师和法官的拖延症，提高了司法资源的使用效率。但它的社会效益呢？

加州47号法案生效以后，当地的邮包盗窃案和汽车盗窃案迅速上升，甚至促进了“邮包代收”行业的形成。而在加拿大，乔丹判决之后的2年多里，商店里的小额盗窃也明显上涨。加拿大零售行业委员会（Retail Council of Canada）大西洋区总裁Jim Cormier说，没有法律威慑之后，商店盗窃行为越来越猖獗，店主却毫无办法。现在盗贼们去商店偷东 西再也不需要提心吊胆，他们直接“拿起来就走（grab and go）”，仿佛这是无比正常的一件小事。

2012年，安省青年Fouad Nayel被Adam Picard枪杀。但因为多种原因，案件拖延了4年都没开庭。乔丹判决生效之后，死者的父母眼睁睁看着凶手轻松走出法庭，无比崩溃。他们和其他重大刑案的受害人一起质问：我们的司法系统在保护嫌疑人权利和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当事人的权利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法律到底有什么用？或者换言之，法律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司法实践都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目前公认的法律价值，包括正义、自由、公平、效率、秩序、安全等。

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的这些价值并不能同时实现，甚至很多时候有些价值是互相冲突的。比如现在，我们加拿大就面临着“效率”与“安全”甚至“正义”的冲突。

在资源有限的残酷现实中，我们为了省钱，更了更高效地分配资源，不得不牺牲“安全”。那么，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牺牲“正义”？希望这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