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中国来，我也反送中！香港新住民也要上街

香港“反送中”争议持续延烧。从百万人走上街头，演变成流血冲突，引发国际关注，北京与香港国际形象大伤。与过往最大的不同，这次上街头的香港妈妈、年轻人都是社运界的新面孔，毫无组织，没有明星。《天下》记者采访遭催泪弹驱离的高中生与母亲，直击香港社会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

6月14日中环遮打花园“香港妈妈反送中集气大会”聚集了6000多位母亲。6月12日武装冲突，一位手无寸铁的中年母亲对峙武装警察的眼泪：“为什么要打小孩”，影像传遍全球，成了对香港警方发射150发催泪弹、20多枚布袋弹，逼退抗议群众的揪心控诉。

原定6月12日要推进二读、20日完成修法的《逃犯条例》草案，立法会已宣布到下周二均停会，暂缓修订程序。香港谣言满天，传出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韩正已南下坐镇，但政策未决，整个香港依旧笼罩在一片未知当中。6月16日港人将再度发动大游行。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接受专访时表示，自己既担心又难过，还将抗议的学生比喻成儿子，试图打亲情牌，“小朋友成长，他因为当时的任性，而我去纵容他的任性行为，他会后悔：为何当时妈妈不提醒我？”

看在前一晚遭警方驱离的年轻人眼里，反而是反效果。“如果是妈妈，怎么会对自己的小孩开枪？”一位16岁的高中男生，用愤怒且不解的语气反问。

“机会是要自己争取的”

远离立法会外的抗议现场，《天下》记者来到一所位于郊区的学校。

“同学们才陆续从（抗议）现场回来，正在为下次的行动做准备，”30岁的老师Coming说。他捧著吃到一半的便当，接起手机联络还留在立法会外的学生，只能趁空档扒几口饭，“在这种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帮他们订便当，把他们照顾好。”

在他指引下，我们来到校园一角。一群15岁到18岁的高中生，正准备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不满。

学生有人忙着调颜料，有人负责更改设计图，合力绘制一张占满墙面的海报，上头画著因戒毒而成为香港知名人物的青年“阿源”，以及他最著名的一句话：“这些机会是要自己争取的”，还有“反送中”三个字，用来呈现这次行动的决心。

“这幅要在12小时内完成，我们总共要画5张，一起挂到市区人多的地方，这样大家才会注意到，”一位女同学兴奋地告诉我们。

另一群人，则分组坐在电脑前，看着不同抗议现场的转播画面，讨论如何搭配合作，分别建立不同群组，提供在立法会外的同学正确讯息，以及随时确认他们的安全状况，需要哪些物资支援??。

“我知道自己无法战死沙场，因为体力比较弱，所以待在这里，用别的方式参与，也帮助大家。”另位分配到即时交通资讯更新组的女同学说。

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梁启智就观察，这次走上街头的学生面孔，比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还年轻，“他们很多也没有经历过占中，都是新手。”

香港“新住民”也上街，却遭家人断绝关系

我们问学生：《逃犯条例》草案修法看起来跟你们无关，为何会这么积极行动？

“那时候我坐在草地上，一回过神，就发现烟雾弹从背后打过……，”被催泪弹驱离的一位女学生回忆当时状况，虽然仍心有馀悸，她却用超龄的成熟口吻告诉我们，“是时候香港人应该团结起来，去对抗不公平的待遇，我自己也要对这个地方负责任，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刚满18岁的她，即将出国念大学，虽然喜欢中华文化，却看不惯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侵害。但家庭背景与世代差异，却让她因为反送中跟父母大吵一架，“他们已经跟所有亲戚说，要和我断绝关系。”

父母是从中国到香港谋生的“新移民”，10多年前举家搬回中国，直到她国中时才回港。

正因对中国的深厚情感，加上母亲曾担任公务员，“他们会觉得，我们在给两边政府添乱，抗议的人就是暴民，只是在浪费力气。

“但因为我学艺术，艺术家本来就该要介入社会。以前我们也听过，有些艺术家、政治家因为维权或者不满政府，被定罪、被抓走了，我对政府说的话并不是那麽信任，感觉一旦（条例）通过了，香港自由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

像她一样出生在九七回归以后的香港年轻人，虽然是中港紧密融合下的一代，但对他们来说，香港除了是“家”，更代表一种不同于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有自由，能自主，如果《逃犯条例》修法通过，这些原本拥有的价值，很可能一夕消失。

“这个条例一旦通过，它会影响香港在国际上做为一个经济体的自主地位，而且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慢慢也都会消失。”一位紧盯电脑萤幕、深怕再次引发冲突的男同学也说。

不同于占中争取“真普选”，代表香港人对民主的追求。反送中则是为了捍卫香港的法治精神，如果连底线都无法防守，“这对香港人的情感，是很大很大的伤害，”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悲观地说。

大家不是觉得有希望才做

因为《逃犯条例》触动到香港人最敏感神经，证明一国两制已然名存实亡，让潜藏在社会各处的力量，一次倾力而出。

14日晚间，聚集在中环遮打花园的6000多位妈妈，高举手机，用灯光照亮黑夜，透过和平请愿的方式，表达对政府暴力驱离的不满。

“他们不是暴徒，是希望。我们要告诉年轻人，我们不会再让他们孤军奋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蔡玉萍在现场表示。

“这次大家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做，而是因为觉得‘应该’做所以去做，这种心态上的改变，反而让行动变得去中心化、遍地开花，”梁启智也观察。

曾积极参与占中的Coming也比较，占中是由学联等少数组织发起，带领民众对政府表达不满，但这次反送中，却是由不同的组织分进合击，没有特定的领导中心，透过各自的方式朝相同目标前进，反而展现更高的能动性。

“这次（行动）的结构，不像占中一样是金字塔形的，你可以一直向上望，等待有人领导，这次大家是平行的，彼此之间都会想：我们这一群人可以做什么，我们自己来做，不是等领导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社群、通讯工具串联，行动更快更聪明

尤其和5年前主导占中的年轻人相比，现在这一代，更擅长运用网络进行串联，特别是各种社群软体和通讯工具。

例如，由于消息混乱，为了避免谣言到处散布，就有大学生在Telegram上成立核实资讯频道，替民众即时确认讯息、更正，并且随时更新立法会现场状况。

“真的有他们一夜之间长大的感觉，”12日和学生一起待在抗议现场的老师Zi就笑说，过去上课提到政治议题，学生很容易兴趣缺缺或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这次反送中就像是场启蒙，开启他们对公众事务的关心，开始有人对政府的运作感到好奇，想了解立法会组成结构、议员产生的方式，甚至自发性想办法改变政府决策，“他们的学习动机真的变很高。”

“作为老师，我们不会干涉他们的决定，只是会告诉学生，你是一个公民，不管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都应该想想，我可以在我的岗位上，做些什么，去关心、改变这个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Coming说。

今年夏天，这些十多岁的高中生，在街头经历了人生第一堂公民课。

“失败是正常的”，但这不是终局之战

这场自九七回归后规模最大的示威运动，但眼看政府将原订表决时间一延再延，不管是要继续审议或撤回，都迟迟无法定案。香港泛民主派政党也因此呼吁，要大家6月16日再度上街头，集结反对力量，不要让政府有含混过关的空间。

但如果，最后政府仍决定强行通过条例，这群高中生，该如何面对行动失败后的集体创伤？

“这本来就不是End Game（终局之战），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你看我，我过去反高铁失败，反国教虽然还可以，但占中也失败，反一地两检也失败……，那麽多次失败，但我还是站在这里。失败是正常的，但只要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做，这就是有用的。”

即便过去所参与的政治运动，大多以失败告终，如今虽然成为人师，Coming依然相信，假使反送中最后还是失败了，虽然一定会沮丧、失落，但在成长的漫漫长路上，这次经验，将会在学生心中烙下印记，成为他们承担公民角色、参与社会的起点，而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