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新时代，唱衰还是唱响中共？

为什么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焦虑时代？唱衰还是唱响中共？

有人说，当今中国似乎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处在焦虑当中。穷人有穷人的焦虑，富人有富人的焦虑；平民有平民的焦虑，权贵有权贵的焦虑；白丁有白丁的焦虑，鸿儒有鸿儒的焦虑；左派有左派的焦虑，右派有右派的焦虑，焦虑如影随形，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焦虑的新时代。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焦虑呢？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第一，政治倒退

中共十九大前，尽管习近平的迷踪拳让人不明就里，使人有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但总体上中国老百姓还是怀有期待，认为中共的后极权主义统治最终会走向宪政民主。但十九大报告让他们嗅出不寻常的味道，之后的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制让他们惊诧莫名，心灰意冷。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但很多人相信中国是个大国，情况复杂，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动全身，不能走得太快，事缓多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转向宪政民主。但近年来中共的一系列政治后空翻，让中国人感到文革死灰复燃。他们不知中国将向何处去？

第二，经济发展下行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出口和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后，终于停止了前行的步伐，进入了停滞。外资企业纷纷撤离，小微企业关闭成风，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人民币汇率下跌不止，影子银行暴雷不断，失业潮汹涌澎拜。老百姓感到铅华洗尽，好日子已到尽头。但中共高层的行为很诡异，一方面强调经济风险，号召老百姓过苦日子，另一方面在国际上疯狂大撒币，俨然不缺钱的土豪。

第三，与西方国家交恶

中国经济的崛起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也得益于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饮鸩止渴的不遵守国际承诺。但也为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埋下了伏笔。中美贸易战从开打到现在已经一年有余，川普在对中国2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后，8月1日又突然宣布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0%关税。中国贸易战尽管结果将是两败俱伤，但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折腾不起。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冲突并非局限在贸易领域，而是向其他方面蔓延。华为孟晚舟事件的任性处置，使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像一头野蛮的怪兽突然闯进了文明世界。另一方面，习近平与普京和金正恩这样的独裁者打得火热。习近平政权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而实施强硬、丛林的战狼外交。

第四，打压言论和宗教自由

近年来，中共严控意识形态，不断侵蚀个人自由空间。众多知识分子因言获罪，如许章润、孙文广、史杰鹏、李默海、唐云、谭松、翟橘红、杨绍政等等。学生举报老师事件层出不穷。师道尊严荡然无存。大学已经成为宣传意识形态的党校，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早已不见。尽管宪法规定了宗教自由，但中共疯狂打击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查禁家庭教会，使中国宗教自由的现状退回到文革时代。

第五，社会治理流氓化

尽管胡温时代中国政治存在“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 的弊病，但习近平极权主义路线却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流氓化。北京在清理低段人口中，疯狂打砸抢，在寒冬腊月，将来京打工的农民工赶到大街上；江西强推丧葬改革，为完成任务，竟然到老百姓家中抢砸棺材；为打击崇洋媚外，在全国强制改地名、建筑物名称等等。地方政府公然违法，侵犯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中共强调司法是党的刀把子，最高法院院长公开反对司法独立，致使中国司法严重不公，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洞穿。社会治理流氓化使中国陷入塔西托陷阱，政府公信力损失殆尽。

第六，官不聊生，官员怠政

习近平通过反腐清除异己，通过中纪委和监察委随意拘捕官员，制定各种恶法使官员无所适从，人人自危，以致官员自杀蔚然成风。目前省市政府大院附近的地方老百姓都不敢去。为什么？因为你遛弯，说不定书记大人从楼上呼啸而至，结果你与书记同赴黄泉。冤不冤？官员怠政、懒政成风，老百姓叫苦不迭。很多人怀念过去干事的贪官，现在好，我将无我，只负人民。

第七，民营企业家逃离

2018年初，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的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和9月份财经人士吴小平的文长《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掀起舆论大波。在习近平的做大做强做混国有企业的经济政策下，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日趋狭小，加之金融机构歧视性融资政策，民营企业难以为继。安邦集团、万达集团、海航集团和复星集团都曾大规模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中小民营企业更是惶恐不安。

第八，“一国两制”寿终正寝

邓小平曾明确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但1997年香港回归仅仅20年就已面目全非。香港反送中运动标志着“一国两制”的破产。百余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持续近2个月的不懈抗争，表明中共的统治并未得到香港人的认可，中共香港政策失败。香港反送中运动也直接影响了台湾，目前90%的台湾民众反对一国两制。习近平希望在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下统一台湾已变得遥不可及。武力统一台湾的论调不仅反人类，而且荒诞不经。

第九，民族矛盾尖锐

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中国民族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教育集中营，众多维吾尔儿童流离失所。在西藏已有150余名藏人为抗议中共暴政而自焚。中共以各种名义指控抓捕、判刑著名维吾尔知识分子、作家、文学艺术家、诗人和歌唱家等。目前已知有338名大学教授、记者、编辑与歌手被关在再教育营中。在21世纪，在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集中营的再次出现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以上是造成中国社会焦虑的主要因素。但根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政治转型期，社会巨变的前夜。分析完中国民众的焦虑，现在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生活在海外的民主人士是否也焦虑不安呢？有学者认为，海外民运人士多年以来“唱衰中共”，寄希望于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导致的全民起义，而全然看不到或故意无视30年来中国经济上发生的根本变化及其对国民的影响。这种判断上的严重失误基于很多人心理上的焦虑感，其结果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幻觉，也很难有精准的政治判断。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海外民运是否应该“唱衰中国”？如果我们认定中共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其强大将会危及人类的和平和安全，难道我们不应该“唱衰”它，而应该唱响它？中国经济崛起是面双刃剑，它光鲜的外表背后是低人权、低福利和高污染。如果我们现在才感受到中共红色帝国的恐怖，我们是否三十年来对它唱衰不够，未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呢？第二，唱衰不是罔顾事实，也不是靠谎言欺世，而是揭示其邪恶本质。海外民运本身就是作为中共的反对力量而存在，“唱衰”很正常。至于“唱响”无需海外民运操劳，中共的大外宣已经将功课做足了，如中国模式、中国人可以说不，厉害了我的国等等。客观事实是，海外华人中“唱响”声音太大，“唱衰”的声音太弱了。第三，“唱衰中共”是寄希望于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导致的全民起义吗？我认为这种判断太武断。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抗争是海外民运的主流观点，胡平先生等一直在倡导。尽管有些人主张革命，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目前也没见谁去建立军队，发展武装力量。香港反送中的抗争模式或许是中国未来全民抗争的方向。第四，“唱衰中共”的原因是否是出于很多民运人士心理上的焦虑感？我的看法是：不是焦虑感，而是责任感，是希望中国摆脱中共的极权统治，是希望自由民主的阳光尽快照耀到中国大地上，是希望唤醒民众鼓励他们勇敢抗争。

如果要总结三十年海外民运的不足，我认为坐而论道太多，身体力行太少；消极悲观太多，积极乐观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