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们究竟为何培养不出尖端人才了

这个问题是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去世前向教育界提出的。而最近召开的我国最高科技奖颁奖大会更显示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因为奖金是颁发给九十多岁的金属学家师昌绪和八十多岁的一位医生。

以钱先生的智慧和他多年来培育接班人的体会，他当然明白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他也当然知道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曾培育了两代世界水平的大学者，第一代出现在北洋军阀时期，代表人物是胡适和陈寅恪，第二代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代表人物是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的那两位年轻人。再说，他本人也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送到美国继续深造并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的。

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不少就是通过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根据所选拔的优秀学生的特长确定其发展方向，用庚子赔款送到国外，并在学成后回国的。

这些功勋科学家是幸运的，他们的专长开花结果了，但是也有不那么幸运的，周总理有一次会见李政道先生，希望他推荐几位物理学家到我国工作，李政道回答，我的老师束辛北教授就是呀，那时束教授正在青岛附近的水库抬石头呢，他们师生未能见面，李政道先生只得留下一封给束老师的信，黯然回国。

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有一次，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汉学家马瑞然想了解沈从文的近况，他认为中国这位小说家有资格参加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于是，他打电话给我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官员，接电话的问，谁是沈从文？马瑞然说，我马上就放下话筒了，这位当年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哪里？他在故宫地下室编写藏品卡片，他利用可以接触藏品的机会，用后半生精力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四大本16开精装书，中国古代服饰，中国青铜器，中国陶瓷，中国丝绸（可能记忆有误）,这就是我国老知识分子的特点，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他们都希望给后代留下一点有价值的东西，真应了那句老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于1950年到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了由苏联提供156项大型企业设备，例如，将他们最著名的马格利托哥尔斯克钢厂在我国的鞍山钢铁公司重建了，乌拉尔重型机器厂也在北满荒原上重现了，那就是我们的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当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那时我们没有黄金美元，拿得出的只有整列车的猪肉罐头，鸡蛋粉，和丝绸等最宝贵的东西，例如，在鞍钢小型轧钢厂，一套小型轧钢机是用250吨生丝换来的。说这些话，是回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是多么艰难。

当时在北京西郊按照苏联的高等学校模式建立了八大学院，苏联是按照专才理念培养人才的，专业的划分非常细，和美国的通才教育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而且本科学制为五年到六年半，在这样长的期限内，可以将优秀学生培养成青年专家。苏联在太空领域完成的三个阶段开拓性工作便是证明，他们把人类制造的第一颗卫星于1957年送上天空，从而出现了“斯普特尼克”这个名词，随后又将小狗莱伊卡送入太空，从而获得了生命在太空中的信息，然后又实现了人类在太空遨游并返回地面（返回舱，加加林）。这些开创性的成就当然可以表明苏联在那时的科技水平是世界一流的，而中国按照同样的模式培养人才，再加上中国人的高智商，显然可以出现第三代具有世界水平的人才，时间可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按照传统，大学的建立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素;明确的理念，大师级的教授，优秀的学生和充沛的资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国家毅然完成了院系调整，以北京钢铁学院为例，其本科专业划分为采矿，选矿，炼铁，炼钢，电冶金，轧钢，培养目标为冶金企业专业工程师；其金相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冶金企业中央实验室工程师，学制五年；金属物理和金属物理化学专业培养目标为研究人员，学制六年（在北大，某些专业则为六年半，如无线电电子专业）。在教师方面，除了回国的专家外，再加上原来北洋大学冶金系，清华大学冶金系的教授，于是便有了以下的阵容:校长高云生，原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副校长张文奇，原唐山市长；教务长魏寿昆，原北洋大学校长；图书馆长胡庶华，原湖南大学校长；数学教研室主任刘景方，留法数学，天文双科博士；物理教研室主任顾静薇，物理，光学双科博士，金相教研室主任赵锡霖，留德金相学博士，刚回国的专家则有理化系主任柯俊，留英金相学博士；张兴钤，留美金属蠕变专家；肖纪美，留美金属学家。到1957年为止，大约有三千多位各学科专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他们绝大部分都担任大学的教学工作了。

第三个要素便是优秀的学生，那时对所有的考生都一视同仁，一个班30名学生，北京生源只有两三人，其余则来自全国各地，考试分数是决定录取与否最重要的衡量要素，这样，最优秀的考生便脱颖而出，不论出自何等家庭。录取后，学生可以用两个星期了解各专业的具体要求，再根据本人的条件填写志愿，校方最后公布二次录取名单，最优秀的考生便安排到要求最高的专业。

至于第四个要素，即充沛的资金，那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大约等于现在的百分之一，而且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国家不但按苏联标准建设了大学硬件设施，包括先进的实验设备和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而且免除一切费用，如学费，住宿费，教材，甚至连绘图仪器也免费提供，此外，还向每一位学生提供人民助学金，这就是伙食费，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可以不领取，家庭困难的还可领到棉衣，于是，数百万大学生便可安心为“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而用心读书，其家长也不至于为筹措孩子的学费而辗转难眠。这就是真正和谐社会的一个侧面。

教学过程分为大课，由教授或副教授担任，助教坐在最后排旁听，课后再上习题课，由助教小结后提问，请某位学生回答后，再请其他学生补充或评价，这种安排充分锻炼了学生的思考能力。最后阶段是答疑，由助教在晚自习时进行，这个阶段是一对一进行的，学生如在习题课后仍有不解之处，则在这时向老师当面请教，这个师生间的交流过程不但深化了师生感情，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的上进心，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何他能回答？

考试是口试，这个过程非常微妙，非常复杂，师生也都非常辛苦，现在的学校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其微妙之处在于留给学生的准备时间很短，教师只要求学生提出其解题思路，并提出问题考验其反应能力，其复杂之处在于教师需准备多套考题，由学生抓阄，学生进考场的顺序也需要事前根据平时成绩安排。最令考生胆战心惊的时刻便是在规定的准备时间结束后，不论是否准备完毕也得到老师的桌子对面经受考验，并拿出记分册请老师当面给分并签字，同时说明判分的理由。全过程只有大约20分钟，不容许拖延，因为下一个考生已站在背后等着。

这种五分计分制的优点是只分为五分优秀，四分良好，三分及格，二分不及格，没有给一分的，因为那样令师生都太痛苦。这种考试可以充分展现学生的真实能力，也让教师看出学生对这门课程的领会程度。

在全部考试结束后，获得全五分的学生，即每门课程都得到优秀成绩，则由校方评定为优等生并张榜公布，这就大大刺激了学生的上进心。

此外，还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因为实践证明，在学生时期活动能力大，则进入社会后适应能力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音乐社团在周末举办小夜曲欣赏会，从编写曲目说明，刻腊纸印刷，到外单位借钢丝录音机，到有关单位录音，在每一只曲子播放前的介绍，统统由学生完成，校方只提供阶梯教室。国家也在学院区设立了剧场，让学生有机会接触最高水平的演出，如马思聪独奏音乐会（由他的夫人王慕里担任钢琴伴奏），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歌剧货郎与小姐(李光曦主演)，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由男高音魏鸣泉主唱合唱终曲），记得当时听到欢乐女神圣洁美丽这句歌词时，我不禁泪流满面。梅兰芳也在大饭厅为我们专场演出，票价2元，相当于现在100元，许多著名歌唱家也常来演出，如李晋纬，张权，甚至还请到北大著名教授王朝闻给我们讲红楼梦欣赏。在每个周末放映的电影也是仔细挑选的，包括大量传记片，如苏奥洛夫，库杜佐夫，从而增加了学生的历史知识，这种活动对工程专业的学生有极大的好处，因为在工学院学生的理性思维基础上再增加文学艺术方面的感性思维，这种综合的思维方式便达到了美妙和丰富的境界。这个结论早就被实践证实了。

当时还提出独立思考，虽然教科书一律是苏联的，但图书馆藏有大量英文版图书和杂志，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直接到书库查找想看的书，让学生独自获取西方的科技成果，他可以整天坐在地板上，靠着书架任意翻阅，那才是享受。

第三次培养人才的进程到1957年便终止了，数百万怀抱希望的大学生从此走出校门，加入了大炼钢铁的大军，这个时期在婴儿阶段便在摇篮里夭折了。

那是一段令人叹息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