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年现“反中”趋势，证实了需检视教育政策

愈演愈烈的香港《逃犯条例》修订风波，揭示香港众多根深柢固的深层次矛盾，其中之一便是港人对中国及北京政府存在极大的误解及偏见，导致本具有正当性的修例成为港人“反中”的借口，更有港人误会修例是中国破坏“一国两制”的证据。

身分认同危机 港青年不愿认“中国人”

香港出现一个诡异的现象，老一辈的香港人对国家大多是予以肯定，每当谈到相关的民族苦难时，总会感同身受，并愿意以中国人身份自居。相反，香港的许多新一代十分抗拒“中国人”这身分，部分香港年青一代更指人生最大的愿望是“来生不是中国人”，更有年青一代竟然指被别人说“你是中国人” ，是相比粗言秽语更为侮辱。由此可见，香港青年人对国家是缺乏认同。在这次修例风波中，青年人原先是打着“反送中”的旗号出来示威及游行。 “反送中”背后的意思是希望陆港两地完全切割，老死不相往来。这同时解释了，为何风波中示威者多是青年人。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于2019年6月的调查，香港人对“香港人”的身分认同指数达84.6分，为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相反，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数达只有55.2分，同样是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而香港人对于自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身分认同感更只有4.82分，比“世界公民”和“亚洲人”还要低。调查显示，只有27%的受访者对成为中国国民感到自豪，而71%受访者指不感到自豪。在调查亦能看到“反中”的端倪，按年龄组别划分数据的话，在18至29岁组别中，只有3.1%自觉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由上述种种数据可见，香港年青一代对国家归属感极低，却对自身是香港人的身分认同极高。

香港回归已22年，香港的新生一代大多是回归后才出生，没有经历殖民时代，对国家产生偏见、反感的原因，很大可能是香港教育政策出现缺失，导致港人“反中”。事实上，年青一代不愿认“中国人”身分，正是源于校园里。日前，保良局何荫棠中学有学生在开学礼奏国歌时，高唱《孤星泪》中的曲目《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以试图盖过国歌，这明显对国家及中国人身分缺乏尊重及认同。校方强调事前并不知情，亦不接受有关做法，学校已与相关学生进行辅导。另外，香港不少学生进行罢课期间，亦热衷高唱一首名为《愿荣光归香港》的反修例曲目。这曲目受香港年青一代追棒，不少人指这歌相比国歌更能代表香港，而这曲在歌词中亦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歌词。再如，今年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迎新活动“四院会师”时，有不少学生穿黑衣、戴头盔出席，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呼吁新生参与9月的罢课行动。由此可见，香港年青一代的“本土”乃至离心化意识十分强，其源头正是现行教育体系。

港教育4层面与“去中国化”有关

香港的教育现状大致可分为4个层面，分别是学校结构、教职人员、教协及教材内容。这4个层面或多或少都与香港年青一代出现“反中”趋势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首先，在学校结构方面，香港教育系统的组成与以公立学校为主的中国内地有很大的分别。香港的教育体系较为多元及复杂，根据教育局2018年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合共587所小学及506所中学，而组成的部分大致可分为本地学校及国际学校。而在本地学校方面，再分4个种类，分别是官立、津贴、直资及私立学校。

虽然官立、津贴、直资及私立学校同为本地学校，却有极大的分别。第一，官立学校在香港被称为政府学校，是由港府开办的学校，办学资金大多由港府拨付，故不需缴学费。官立学校的特点是数量少，香港18区中，每区只有约2所学校是官立学校。官立学校的教职员都是由公务员担任，要经过港府的审查及面试。第二，津贴学校非港府主办，但接受纳税人资助的学校。津贴学校多是由办学团体向港府申办，这些团体通常为宗教或慈善团体，它们掌握着学校的校董会及命名权。第三，直资学校是由法团校董会自行管理的学校，并享有按学校合资格学生人数计算的政府津贴。由于直资学校的资源及课程编制较为弹性，故需缴交昂贵的学费，每年由6千港元至6万港元不等。直资学校多为香港传统的名校，如拔萃男书院等，备受香港家长欢迎。第四，私立学校是由办学团体自资经营，没有港府任何的资助。由于学校拥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收生方式不需跟随教育局安排。私立学校的特点是，升学的目标多为衔接国际学校和外国课程，因此学费亦是最为昂贵。而在国际学校中，主要为外籍人士子女或移民外地回流学生提供教育。

在香港约一千所中小学中便可分为5种校园结构。在不同学校的结构中，港府及办学团体的参与度及权力不一，例如港府拥有官立学校的决定权，但在国际、直资及私立学校中却没有权力。考虑到港府直接影响的官立学校数量极其有限，这既削减港府教育政策的影响力，更易导致各学校的运作可“各自为政”，学校不一定在校内有教授足够的国家知识，甚至可能受意识形态影响，推行“去中国化”教育。
其次，是香港教职人员方面。根据香港《教育条例》第42条规定，任何人士如在学校任教，必须为检定教员或准用教员。所有香港注册教师必须具有本港认可学位，并通过师资培训，语文科老师更需要通过教师语文能力评核。由于在香港成为教师需通过重重难关，即使成功成为注册教师后，亦设“监堂”等程序，以确保教师质素。因此，香港绝大部分的教师都有专业的操守及态度，但教师在下班后都是普通市民，难免有一定的个人立场及情绪。虽然真确性无从稽考，但曾有香港学生指有教师在教导通识教育等相关科目时，都会在课堂中谈及自身的个人立场及感受，有影响学生思考的感觉。当然，教师拥有言论自由，但在校内授课时有一定限制。原因是在校上课的学生大多未成年，不一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若教师一边在教授知识期间，一边加入个人情感及立场，对学生有可能造成影响。在今次反修例事件期间，屡有传言称个别教师刻意引导学生反对修例和港警。

再者，是教协方面。教协全名为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是由香港大、中、小及幼稚园各校师组成的工会，会员人数近10万人。而教协的定位除了是工会外，亦是教育、社会及民间团体。教协的成立原因是，港英政府在1972年降低了文凭教师入职薪点，并企图将教师薪级脱离公务员总薪级表。而教协与其他12个教育团体组成联合秘书处，为非学位教师争取合理薪酬而举行大罢课。及后，再于1978年发起反对校长贪污。以上事件奠定了教协在教育界的领导地位。然而，过往事例亦证明教协不是一个持平的工会，而是有政治立场的组织。第一，教协与其他不同行业的工会不同，他们不只是为员工争取权益，更涉足香港政坛。由1985年至今，教协透过功能界别，当选成为立法会议员。在功能组别代表业界担任议员并不是稀奇事，在各个行业中亦是常见的事。不过，教协的代表议员住住都有政党背景，例如现任教协会长冯伟华曾于2011年加入民主党，而现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亦曾是民主党党员。这并不只是教育界个别事件，而是香港整个功能组别都存在的问题，这不禁亦令人质疑个别行业例如教协的公正性及会否作出政治行动。第二，在“占中”及这次修例风波中，教协都有主导罢课行动及各种游行，频繁介入其中，推波助澜。这反映教协并不只是一个持平的工会，而是具有明显政治倾向，在其长年累月的影响下，显然不利于青年学生建立理性认知。

最后，是教材内容方面。香港教材内容大致可归纳成两大问题，其一是“去中国化”，其二是强调“本土”。这两原因一来一回下，令香港新一代本土的意识滋长，国家的意识减弱。在香港回归前，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整个社会的运作自然是由英方所主导。港英政府在教育政策上，刻意地将中国、陆港两地关系的元素减少，例如中国历史科的课程只会由夏朝至清末，大多不会教导现代中国史。在回归后，北京政府为免港人不安，给予时间让香港能逐步融入国家。因此，港英政府相关的制度，包括教育政策亦在回归后过渡至特区政府。首任特首董建华曾希望将香港的教育“去英化”，但并不成功。 1998年港府曾推行“母语教学”政策，强制大多数公营中学改用中文教学，只允许114间学校作英文教学。但由于香港的专上教育以英文为主要授课语言，政策实施后令学生英语能力下降，甚至影响升读大学的机会，令家长及学生大为不满。最终香港“去英化”的教育政策失败。

及后，港府推出通识教育政策，自2009年起成为香港新高中的必修科，当时教育局曾表示通识教育将会承担国情教育的重任，但在通识教育科当中，却不难发现强调“本土化”的思维，对内地充满意识形态。通识教育虽然涵盖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及全球化等课题。但不少通识教教师曾指，通识教育明显有偏重香港，轻视中国和世界的趋势。例如在香港的课题中，会就房屋、经济、法治等各种问题深入正反方面探讨。相反，在中国的课题中，意识形态过于明显，多是探讨中国的环境或人权等负面影响。从以上可见，港英政府的“去中化”教育在回归后延续至今，而课程强调“香港”，令香港学生容易出现“本土”思维，导致香港年青一代对“香港人”的身分认同有很高的评分，而“中国人”身分意识比较稀薄。

港府急需改革 国民教育方式成关键

某种程度上讲，现时香港年青一代出现身分认同危机，不愿认“中国人”身分，或多或少都与上文分析的4个层面教育现状有关。这样的状况容易造成陆港矛盾频发乃至滋生分离主义，危害“一国两制”的健康运行，非常不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为香港未来发展及陆港融合为重，香港有必要提高港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及打破港人对国家的误解及偏见，让港人重回正轨。可遗憾的是，回归以来的历任港府，要么缺乏担当和魄力，不敢去、不愿去解决问题，导致问题日积月累，贻害无穷，要么缺乏“一国两制”精神，滥作为，根本不考虑方法的恰当性和认受性。

要长远且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求港府真正承担起责任，积极作为，重整香港的教育各个层面，透过反思和解决学校结构、教职人员、教协和教材等4个层面的问题，让香港新生一代对国家有持平及充分的认识，不能只从通识教育了解国家负面的一面，而是原原本本将国家的成就、发展及危机等一一持平，让学生了解。以教材为例，2012年港府曾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目的是希望学生建立国民身份认同及养成良好品德。当时，引起香港社会大规模反对，更有政党、家长及师生直指国民教育为“洗脑”教育，最终港府让步，宣布搁置相关课程。事实上，当年港府准备的教材确实有不足且容易令人误会的地方，但港府一次的准备不周并不代表“国民教育”的本质是错误。现时国际上各国都有在校园内推行不同种类的“国民教育”，爱国及认识国家是一件普遍及正常不过的事，不会因为制度有别。当然，由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认识国家的方法不一定与内地相同，可以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下建立新一套教育制度。再如，在教职人员层面，港府应完善监督程序，确保教师是以中立持平的角度进行教导，以免个别人刻意煽动学生。

总之，面对反修例事件暴露出来的教育问题，港府必须吸取教训，有长远规划和改革，要看到香港的教育与文化政策是所有“一国两制”政策中的最核心政策之一。不论任何阻力，这项工作都必须完成，而且必须毫无折扣地完成，但当然不是用所谓“左”的思维来进行，而是要不折不扣地用“一国两制”的原则与精神进行。